中国之最织锦画(出于九层妖塔，入选中国195禁止
当人们谈及《鬼吹灯》系列电影中的《九层妖塔》时，往往会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主角胡八一和Shirley杨深入昆仑山腹地，探寻诡异的古墓。
现实世界中，有一座真实的“九层妖塔”，它就位于青海省的都兰县热水乡。以这座墓为核心的热水墓群因其独特价值，在1983年被评为中国六大重要考古发现之一，而在1996年又因为新的研究成果而荣登全国十大重大考古发现榜单。
热水墓群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小且残破的织锦却位列“中国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之中，它就是红地云珠日天锦。
那么，为什么这个热水墓群能够两次夺得代表国家考古最高成就的称号呢？为什么这件红地云珠日天锦能够首批入选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名录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神秘的“九层妖塔”，了解背后的故事。
1982年至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的热水乡发掘了唐代吐蕃墓群，共有200多座墓葬，其中便有被誉为“九层妖塔”的渭一号大墓。而到了1999年，又在渭草场察汗乌苏河南岸发掘了四座唐代大型吐蕃墓葬。这些墓葬形制高大，具有鲜明的吐蕃特色。
热水墓群之所以能够获得两次中国年度考古名录的认可，原因有三。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吐蕃墓群，属于唐代早期；热水墓群的墓葬形制具有吐蕃墓葬的特点；热水墓群的文物丰富，价值极高。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红地云珠日天锦。作为吐蕃贵族的墓葬群，热水墓群的陪葬品十分丰富，包括丝织品、金银器、铜器、漆器以及古藏文木简牍等。尽管多次被盗，但依然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其中，“九层妖塔”因其特殊的墓葬结构和丰富的文物成为了这一考古发现的代表之一。这座大墓背靠热水大山，面临察汗乌苏河，高出地面约30多米。整个墓葬为双层梯形覆斗封土墓形状，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层排列整齐的柏木贯穿整个墓葬，共有九层之多。墓室呈“十”字形结构，这是吐蕃贵族常用的墓室形制之一。该墓群的发现和研究对于了解古代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热水墓群和“九层妖塔”背后的故事逐渐为人们所揭示，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热水墓群中，一件珍贵的玛瑙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件玛瑙杯出土于渭一号大墓的二号陪葬墓中，与一件织锦一同被发现。这件织锦，被缝在同一件幡上，出土时由三块残片组成，纹样精美绝伦。它的两组纹饰兼具东西方的特色，是吐蕃制造的艺术瑰宝。
关于吐蕃的制造背景，我们必须提及热水墓群所处的地理环境。由于地处青藏高原，这里的气候寒冷、人烟稀少，游牧是当地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吐蕃的织物以毛织物为主，其中最为高档的被称为“褐”。吐蕃赞普经常穿着的“素褐”，更是毛织物中的极品。而另一件展品，《步辇图》中的禄东赞所穿的圆领织锦袍服，也体现了吐蕃丝织物的精湛技艺。
那么，青藏高原并不产蚕桑的吐蕃，其大量的丝织物从何而来呢？在吐蕃王朝最盛的时期，其势力范围覆盖了新疆南部、甘肃西部至四川西部和青海东部。在这些地区，丝绸的织造变得轻而易举。特别是新疆于阗和甘肃敦煌等丝绸重要产地被吐蕃占领后，吐蕃利用这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丝绸纺织业。吐蕃生产的丝织物，如红地云珠日天锦等，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兼具东西方文化特色。
具体来说，这些吐蕃生产的番锦中，数量最多的带有团窠纹饰的织锦，就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团窠这个词虽然听起来抽象，但视觉上的辨认非常简单。它是由圆珠围成的圈儿，并在其中填充各种图案。这种团窠纹饰起源于波斯，由粟特人带入中国。除了团窠纹饰外，织锦上的对称布局和人物与野兽搏斗的纹饰也是典型的西方风格。而在团窠的外面，织锦的四角则绣有汉字“吉”“昌”，这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这件玛瑙杯和织锦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吐蕃的纺织技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历史的见证，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在织锦艺术中，粟特人展现了对汉字的热爱。他们在中国织造的织锦中，大量运用汉字元素，特别是在日本法隆寺收藏的唐代织锦中，“山”“吉”二字清晰可见。红地云珠日天锦上，也充满了汉字的魅力。
在搏斗图像中，骆驼的形象引人注目。织锦所展示的骆驼是双峰的，这一特点与中国的骆驼形象紧密相连。中国的骆驼基本都为双峰，在塑像、绘画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骆驼形象大多是双峰驼。红地云珠日天锦上描绘的双峰驼与三彩双峰骆驼尤为引人注目。
这件织锦的织造方式独特且富有中国特色。它采用的是“经线显花”的方式，这在中原地区尤为常见。这种织造方式证明了这件织锦是在中国生产而非外来品。经线显花与纬线显花不同，是东方特有的技术。西方的纬线显花系统中，纬线带有颜色；而在东方的经线显花中，则是经线带有颜色。从唐代开始，中原地区逐渐采用纬线显花技术，但经线显花仍是东方独有的特色。
除了技术层面的交流，这件织锦还承载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意义。团窠中心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头戴日月冠、身穿V领胡服和尖头靴子的人坐在莲花座上，马车旁跟随的随从也展示了多元文化的融合。这个形象被称为日天，是佛教中居于日宫的十二天尊之一。他的形象源于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赫利俄斯在古希腊时代受到崇拜，其形象影响了印度神话中的苏利耶。亚历山大东进加速了希腊文化向东传播，形成了著名的犍陀罗艺术，也影响了当地太阳神的形象。这件织锦上的日天形象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
这件织锦不仅展示了粟特人在中国的艺术创造力和文化交融的才华，还展现了东方与西方、印度等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它是一件充满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的珍贵文物。尽管苏利耶的形象在现代已不再像希腊文化中所描绘的那样完美，但其工作方式仍然被保留下来。乘马车出行，这一传统在许多地方甚至以马车轮的形式替代了苏利耶本身。
让我们转向科纳克太阳神庙，探讨佛教对苏利耶形象的影响。在佛教中，苏利耶的形象被吸收并命名为“日天”。在《秘藏记末》中，我们得知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日天形象是“赤肉色，左右手持莲花，并乘四马车轮”。虽然形象有所变化，但其职能仍然相似。
以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为例，日天的形象站在四驾马车上，身着窄袖长袍，身旁有卫士和佛教中的妙音鸟——迦陵频伽。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进入中国，日天的形象及文化内涵随之而形成。在《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中，描述了日天的形象：“乘五马车，两手把开莲华坐圆轮”。
中国的日天形象主要存在于龟兹石窟群中。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重镇，在西域三十六国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里的石窟群拥有众多日天的形象，许多图像在《天相图》中非常流行。《天相图》一般描绘佛教对天地、世界的理解，上面还描绘有月天、金翅鸟、风神等佛界诸神。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日天的形象传入了敦煌，并在青藏地区融合了中原文化，形成了更为独特的纹饰，如红地团窠日天锦。
在吐蕃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和出土文物。其中，“红地团窠日天锦”等织物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文化交融。这些文物在都兰地区尤为丰富，都兰作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镇，自史前就有人类在此居住往来。出土的文物大多具有浓厚的文化交流色彩。如热水墓群两次获得代表国家考古最高价值的“中国考古发现”称号，“红地团窠日天锦”更是入选了“中国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这些珍贵的文物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吐蕃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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