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三年，即公元808年，权宦吐突承璀决定整修安国寺，并立碑以颂功德。他依仗权势，决定立碑，且碑的大小竟与著名的华岳碑相提并论。碑虽立，碑文却尚未确定。吐突承璀放出豪言，谁能撰写碑文，便赐以万贯钱财。人们纷纷推荐李绛，这位知制诰的才子，他的文章总是为皇帝起草诏令。
当李绛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没有感到荣幸，反而心生疑虑。他想起了自古的圣帝明王并没有设立功德碑。是他们功德不够吗？不，只是因为他们明白歌功颂德并非治国之道。于是，他决定向唐宪宗上奏章，表达自己的观点。
奏章的内容充满了胆识和智慧。李绛提醒宪宗，新政改革，积习除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历代所不能革，这些功绩四海皆知，无需自我炫耀。立碑自我标榜，反而可能招来天下人的讥笑。他质问宪宗，圣德皇猷岂是几块碑文所能概括的？而且，如果真要立碑，反而会损害宪宗的形象。他提醒宪宗，先祖如高祖、太宗开创盛世也没有立碑，宪宗的功德能超过他们吗？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上立碑的君主如秦始皇，其结果是被百王嘲笑，万代讥讽。宪宗不应追秦皇暴虐之事而自损圣德。他强调碑文应记载与寺院有关的内容，记载宪宗的功德是不伦不类。
当晚，宪宗看了奏章后虽然心中不悦，但李绛的奏章句句在理，义正辞严。宪宗只好违心地称赞李绛是忠臣，并命令把碑拽倒。吐突承璀虽心存侥幸，试图暂缓执行，但宪宗决心已下定。最终，动用了100头牛把碑拽倒。这一事件展现了李绛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了宪宗的开明和决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