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早(最早的中国从哪里开始，也许你想象

怪人怪事 2024-12-30 08:47www.bnfh.cn怪人怪事

自盘古创世以来，历经三皇五帝，中国的历史被如此传承。尽管文献记载始于东周，孔子谈及古代礼仪时也曾表示证据不足，但这并未动摇人们对上古文明的信念。人们对遥远时空的向往和探索，犹如烛火在黑暗中闪烁，照亮了漫长岁月。

透过历史尘埃，左有灰陶盉，出土于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右有铜爵，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直到清末，“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世界的新图景打破了天朝黄昏的宁静。在历史反思的浪潮中，“疑古”成为一时风潮，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叙述。甲骨文的出现及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释读，证实了殷商王朝的存在。虽然夏王朝及更早时期仍面临挑战，但部分学者如钱穆开始重建古史的自信。顾颉刚对夏文明发出挑战，其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古史辨运动”，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学术版图。徐旭生从西洋哲学转向古史研究，对顾颉刚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始终追寻传说中的夏墟。

1952年，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现送来寻找夏墟的渐趋清晰的指向。徐旭生通过深入研究，确定了晋南和豫西为寻找夏墟的重要地点。他踏上寻找夏墟的列车时已是71岁高龄。考察过程中虽历尽艰辛，但他们发现了多处遗址，为探寻夏文明提供了宝贵线索。在偃师高庄村寻找商代第一个王都西亳时，虽然当日并未找到确凿证据，但他们的探索已然为后续的考古工作铺平了道路。

如今，“夏墟”重现，历史的面纱被一层层揭开。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夏代的历史逐渐浮出水面。从灰陶盉到铜爵，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实证，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探寻之旅，也是一场对中华文明的致敬。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的发现，揭开更多历史的神秘面纱。自二里头遗址被首次发现以来，它便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着考古学家的目光。这片土地的每一寸土壤都仿佛在诉说着遥远的岁月。就在那不经意间，历史的碎片在人们的眼前逐渐拼接出商代的早期面貌。遥想那刻，徐旭生先生在一片麦浪翻滚的田野中，首次发现了这里的异样。他的内心如同雷声滚滚，被即将揭晓的历史真相所震撼。这并非偶然，而是冥冥中的指引。他冒着大雨，脱鞋踏泥前行，心中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历史的敬畏。这次发现为后来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开启了序幕。随后，一代古学家的努力发掘使这个遗址的面貌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宫殿基址的发现，使这里曾经的辉煌一览无余。而学者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深入的探索，更是发现了这个遗址背后更深层次的秘密。如今，二里头遗址已经展现出了其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存的显著地位。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丰富的文物和遗迹，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辉煌和一个民族的骄傲。在这里，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勇气，感受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深深烙印。二里头遗址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发现，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种文化的传承。在探寻古老的“一号宫殿”的过程中，许宏提出一种合理推测，宫殿的南侧和西侧，一定存在着重要的道路。经过验证，这些道路最终呈现出一个“井”字形结构，围绕出一个宫城城圈。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二里头遗址的城市布局逐渐清晰起来。二里头遗址的城市规划布局与后世城市布局有着相似之处，主干道网络对于理解这个遗址的王都内涵至关重要。这一城市的中心区域与周围的祭祀区、作坊区以及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共同形成了一个富有层次感和有序的城市布局。

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赵海涛指出，这种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有序和统治制度的成熟发达。这个遗址的城市布局符合古代王朝都城规划的特点，即选择地理位置的中心点建立都城，并在都城中心建立宫殿和祭祀场所。不同于后世城市的是，二里头遗址并未发现城墙的遗迹。许宏基于早期城址研究提出了“大都无城”的概念，认为在二里头的时代，都邑外围可能并未设防。但他坚信，作为统治中枢的宫殿区应有城垣的存在。

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宏最终在二里头遗址找到了宫墙夯土的证据，证实了宫城的真实存在。在他的努力下，这座被其称为“中国最早紫禁城”的宫城成为了重要的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的新发现层出不穷，其中一次重大发现在墓葬方面。一座新近发现的高规格墓葬中出土了陶器、漆器、绿松石片以及蝉形玉器等多件随葬品。这些墓葬的发现揭示出二里头文明的繁荣和丰富性。

李志鹏在日常发掘中发现了铜器和相关遗迹。随后的发掘中，一座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逐渐显现。这座墓葬的主人是一位年龄大约在30至35岁的男性，他身上的随葬品包括铜铃、玉饰等上百件物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分布在墓主人肩部到胯部的大量绿松石片，总长超过70厘米。这座墓葬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二里头文明的繁荣和辉煌。这些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示了二里头文明的丰富气象和深厚底蕴。经过细致的清理，一条由超过2000个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逐渐显现其真容。它的长度达到了惊人的64.5厘米，最宽处为4厘米，每个绿松石片的大小仅在0.2至0.9厘米之间，厚度更是薄如蝉翼，约0.1厘米。龙身呈波纹曲伏，中部脊线向两侧倾斜，展现出不凡的气势。其头部采用浅浮雕技术，以青、白玉质雕刻出眼睛和鼻梁，绿松石质鼻头更是精雕细琢。尾端3厘米余处装饰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物，与龙体垂直，二者之间留有红色漆痕，使得整个龙形器更加生动鲜活。

这件龙形器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充满了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色彩，与社会身份等级紧密相关，被认为是二里头文明中贵族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这件龙形器所展示的神话动物形象与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所言，它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

在这一重要发现的同年，一个大型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被揭露出来，其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与之前的铸铜作坊、制陶作坊、骨角器加工作坊以及可能的制漆作坊共同构成了“工城”。这座被高墙深垒圈围的“工城”表现出“国家级产业基地”的特征。

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等礼仪性、政治性的大型工程虽遭破坏，但“工城”依然持续运作，甚至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这一现象可能暗示着当时二里头的政权虽被推翻，但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设施得以保留，这里成为新政权中的重要聚落。

除此之外，二里头文明在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进步和中心地位。水稻、小麦的出现与多品种农业种植方式、黄牛、绵羊的驯化饲养、高等级陶器和原始瓷的发展以及青铜礼器系统对玉质礼器系统的全面扬弃等迹象，无不凸显出其先进性。

关于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夏朝的问题，从发现之初就引发了持续的争论。尽管最初徐旭生在寻找“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遗址并推测其为商汤西亳，但随着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的细化，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关于夏商归属及相关问题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直到1977年，考古学家邹衡提出了新的观点，将二里头遗址定为夏都，将郑州商城定为商汤都亳。然而这一观点也遭到了许多同仁的质疑和反驳。此后偃师商城遗址的出土更是使得争论变得复杂。至今关于夏商分界以及二里头遗址的归属问题依然存在多种观点。尽管如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的成果报告将夏朝起始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左右，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然而这一结果依然未能完全定论，引发了国际学界的批评和争议。总之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才能得出最终结论。在学术界，即便是国内顶尖的学者群体，报告也难以百分之百地赢得所有研究者的认同。学术进步的本质正是在不断的争论中得以修正与更新。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2002年的启动，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分期经历了全新的“系列拟合”。这次重新评估的目的是在已有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测年精度。由此，早期断代工程所确定的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范围，即公元前1880年至前1520年，现在被重新调整为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

这一新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热议。王震中教授，作为对中国社科院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社科院学部委员，坚定地认为一到三期皆为夏文化。他也对新的发现提出了质疑：新的时间范围不仅使得二里头文化的历时显得过于短暂，无法完全对应夏代的471年历史，而且使得第三期有可能划入商初的年代范围。这也使得原本主张三四期为商文化的观点再次浮出水面。

在没有直接文字实证的情况下，关于二里头与夏的争论无疑将持续下去。中国现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重现古史和增强民族自信的重任。正如赵海涛所言，夏朝作为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其建立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夏文化，不仅是探索早期中国文明特质的核心问题，更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河南洛阳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游客们可以参观到1975年出土的夏代乳钉纹铜爵。除了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的研究者们别无他路。从布局框架、遗址的准确范围到王陵级大型墓葬、水环境系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仍然是二里头遗址待解的谜题。实际上，过去63年，二里头遗址仅发掘了总面积的1.7%，如果要全部完成发掘，还需要数千年的时间。

换句话说，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并非以百年为单位，而是一项以千年为基本尺度的宏大工程。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可能引发学界的新一轮争论，每一次争论又都将推动学术的进步。这座遗址及其研究者们的未来之路，就是在不断的探索与争论中，寻找更接近真相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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