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小微雕戈壁 百年考古风华正茂起航新程
自1923年夏灵武发现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并展开系统发掘以来，宁夏的现古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宁夏考古人不懈努力，在塞上大地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逐步构建了宁夏历史发展的考古学时空框架。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宁夏考古也迈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重要的成就。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的考古工作者一直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他们按照自治区党委及文物局的部署，不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鸽子山遗址、隆德沙塘北塬新石器遗址等。他们的努力使得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荣获“优秀考古工地奖”，并有多项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宁夏不断推进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与阐释。自2001年以来，出版了多部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集。其中，《西夏六号陵》等书籍荣获了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等多个奖项。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宁夏历史文化的理解，也为全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在推进考古工作的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也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他们组织开展了多个文物保护项目，修复了一批珍贵文物。为了提升考古能力和学科建设，研究所引进了高学历人才，并派遣骨干赴国外研修。他们也与国内一流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升了宁夏考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因其杰出的贡献和成就，荣获了多项集体荣誉。其中，青铜峡鸽子山遗址和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因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多样的文化遗存，在考古学界中享有盛誉。这两个遗址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不仅丰富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也为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宁夏的考古工作在新时代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重要的成就。这不仅体现在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项目上，也体现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考古成果的挖掘和整理、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这些成就不仅提升了宁夏在全国乃至世界考古领域的地位，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鸽子山——揭示西北地区史前文明的瑰宝
鸽子山遗址，位于宁夏青铜峡市贺兰山前鸽子山盆地东缘，是一处承载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古人类文化的圣地。这一重要的史前遗址在2016年被选为“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并在2017年荣膺“田野考古一等奖”。
其发现与发掘的历程颇具传奇色彩。1984年，青铜峡市文物普查队在文物普查中偶然发现了鸽子山遗址。从那时候起，这里出土的石器、红陶片及灰陶片，便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多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鸽子山遗址被证实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段的一处重要遗址。
尽管初步考古工作已经揭示了鸽子山遗址的重要性，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尚未完全揭露和阐释。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遗址，2013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多方力量，开始对鸽子山遗址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古调查。
遗址地处沙漠边缘，长期受风沙侵蚀，加之13个地点分布较为分散，使得考古工作颇具挑战。特别是在第10地点，地表原貌为一丘状隆起，常年有细小泉眼流水，为考古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尽管如此，考古学家们仍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如精美的石器、磨盘、磨棒等。这些发现为研究古人类的石器技术和生存行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联合考古队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旨在全面揭示鸽子山遗址的文化内涵。从2014年开始，他们采用浮选法尝试获取植物遗存，同步采集年代和环境测试样品，为恢复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年代和环境背景提供素材。他们还利用数字化技术，如无人机和多视角三维重建等，全面收集相关信息，为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鸽子山遗址的核心保护区和关键剖面已经初步确定。未来，随着更多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鸽子山遗址将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西北地区史前文明的奥秘。这座古老的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地层、遗物遗迹与生存模式探索：鸽子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之旅
在探寻古老文明的足迹时，鸽子山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遗物和独特的地层结构，吸引了考古学家的目光。这片遗址如同一部沉睡的历史长卷，等待着我们去揭开它的面纱。
遗址的地层分为五层，每一层都蕴藏着不同的历史信息。从现代工程扰动层到灰色细砂层，再到黄色细砂层，每一层的物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生活的面貌。尤其是那些富含石制品、动物化石和装饰品的层次，更是为我们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序列。
通过精心设计的发掘方案和先进的测年手段，我们辨别出了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的三个重要文化层位。这些年代的文化遗物，为我们研究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人类文化演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其是鸽子山遗址与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区域文化特点，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除了丰富的地层信息外，鸽子山遗址还出土了数万件文化遗物，其中包括火塘遗迹、柱洞遗迹等。这些遗迹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古人类多样化的生存模式，也为我们揭示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尤其是那些形态各异的火塘遗迹，不仅在世界旧石器考古中罕见，而且为我们揭示了古人类在煮食、干燥、烧水等方面的生活方式。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鸽子山遗址在距今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20余处柱洞的建筑类遗迹，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类遗迹。这些遗迹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的居址形态和生存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磨盘和磨棒等加工工具，以及通过浮选工作获得的350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为我们揭示了古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
这些珍贵的考古发现，使鸽子山遗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梁，成为考古界瞩目的焦点。通过对这些遗物和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窥探古人类的生存策略、饮食结构、生计模式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些发现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古老文明的奥秘，也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经过细致的考察与研究，鸽子山遗址出土了大量富有特色的文化遗物，见证了人类艺术的极致追求。从细石核、细石叶到尖状器，每一处都凝聚了史前人类的智慧与匠心。特别是那些鸵鸟蛋皮装饰品和复杂纹饰鹿牙装饰品，不仅展现了万年前古人类的审美观念，更凸显了他们精湛的钻孔工艺技术，达到了手工制作钻孔串珠的巅峰。尤其是数件直径不超过2毫米的钻孔装饰品，其技艺之精湛，即使在现代也是微雕艺术的典范。这些装饰品的出现，说明鸽子山人群与欧亚大陆北部草原等地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鸽子山遗址的价值逐渐被揭示。青铜峡市与文物管理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鸽子山遗址保护规划》，建设了文物保护工作站，并开设了小型博物馆。周边密布的葡萄园与遗址形成了和谐的共生关系，甚至将葡萄产业与鸽子山遗址相联系，打造出了独特的文化产业。
在遥远的周代，姚河塬作为周人在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展现了西周时期诸侯国的风采。城墙、护城壕、高等级墓葬区、小型墓地等遗迹的发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更令人瞩目的是铸铜作坊的发现，揭示了西周时期制铜工艺的繁荣与发达。
姚河塬遗址不仅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更是人类文明的见证。每一处遗迹、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努力。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仅要感叹古人的创造力和智慧，更要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古人的期望，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代代相传。自姚河塬遗址被发现以来，经过持续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揭示出一系列重要遗迹。该遗址内面积约4200平方米，充满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2017年的勘探过程中，发现了灰坑、房址、窑址和储水池等遗迹。部分灰坑经过清理，出土了大量陶范，证实了这里曾经存在铸铜活动。2018年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推断，不仅发掘了窑址、道路和房址等遗迹，还出土了熔铜渣、陶范和铸铜工具。到了2020年，经过发掘的600平方米区域内，清理出了取土坑、储泥坑、水渠等遗迹，结合之前的发掘，确认了这是一处产业链性质的遗迹组合。目前总计出土了1000余块陶范，以及刻刀、磨石等铸铜工具和熔渣等遗物。
铸铜作坊区主要围绕一个大型储水池和一条东西向的水渠分布。以水池为中心的东部区域是铸铜活动的主要场所，水渠南北两岸分布有较多的过火烧结面等遗迹。而在水渠北侧，则是功能区的布局，从东南向西北形成一条紧凑的产业链。这个作坊区的使用时代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至中期偏晚阶段。而在西周中期之后，由于某些原因，铸铜作坊区可能发生了转移。
除了铸铜作坊区，姚河塬遗址还发现了墓地。目前总计发现了四处墓地，全部集中在内城东部的边缘区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一象限东北部的高等级墓葬区，共有墓葬43座，分为甲字形大墓、竖穴土坑大型墓等不同等级。这些墓葬均有特殊的连通现象，通过DNA分析可能是一处家族墓地。这些墓葬出土了少量青铜器、甲骨文以及大量玉器、装饰品等。
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西周时期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随着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了解将更加深入。该遗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历史窗口，让我们能够窥见古代文明的辉煌。经过深入的考古研究，姚河塬遗址第Ⅰ象限铸铜作坊区呈现出丰富的遗迹现象。这里不仅拥有完整的生产环节，从取土坑、水渠到水池、储泥坑，再到掺和料堆积、烘范窑和炉子，一应俱全。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里出土了超过1000块的陶范。这些陶范中，泥芯的数量超过陶范，而陶范本身多数为素面，主要涉及到车马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容器范则相对稀少，即使有也多是简单素面，未见纹饰。这一现象让我们对姚河塬遗址是否能制造青铜容礼器产生了疑问，同时也提示我们该遗址可能存在多个铸铜地点。
对姚河塬遗址的墓葬研究揭示了人群的复杂构成。通过对15座墓葬中的20个个体进行研究，发现部分个体的体质特征与殷墟遗址人群相似，并带有本地人群因素，呈现出多类型混合人种的特质。进一步的人口结构分析，则通过碳氮同位素技术揭示了两种不同食物结构的人群共存于姚河塬遗址。更令人惊奇的是，通过对个体牙齿与肢骨同位素的比较，我们发现部分个体在生前有过迁徙行为。
在遗传学的角度，对姚河塬遗址保存良好的人骨进行了全基因组DNA测序分析，发现了多种单倍型类群的存在，证明了该遗址的外来因素与复杂的人群构成。比对分析墓地中的个体DNA，显示该墓地可能是有关联的家族墓群。
对马坑中的马骨分析表明，这些马匹的毛色统一或相近，暗示了在选择马匹陪葬或祭祀时的特定标准。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马匹比较，姚河塬遗址的马匹毛色既有丰富性也有简洁性，结合同位素信息，可以推断这些马种来源于西方。
姚河塬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商周时期诸多新的认知，包括城址布局、文化面貌、周戎关系、人群转换、资源获取等。该遗址的布局已经明确了内外城的构造，并发现了大量的渠道、道路遗迹，为我们理解西周分封诸侯国都邑城址的布局提供了新的资料。该遗址的文字材料、卜骨、卜甲等也为我们理解西周的政治格局和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聚落考古的工作理念指导下，姚河塬遗址的发掘全面且深入。通过全面揭露式发掘，该遗址的遗迹现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姚河塬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西周早期诸侯国都邑城址，它的研究对于理解西周的政治格局、经济形态、族属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以可视化方式展现古代社会单位——聚落的复原之旅
聚落，作为古代社会的缩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了深入解读这一社会单位，对其遗址的发掘与复原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活动面”上，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解读古代社会结构的线索。把握“关键面”与“堆积分期”，是对聚落变迁的精准掌握；而“堆积单位”则是具体行为的有力把控，每一次发掘、清理、取样、记录都是对古代生活细节的细致描绘。
在墓葬发掘方面，我们秉持着“墓葬同灰坑，解剖发掘，精耕细作”的理念。每一座墓葬填土都被视为一个遗迹单位，按照规模大小、形制进行精细的解剖发掘。遗物，特别是红烧土、木炭、烧骨等，都被我们仔细收集，因为它们可能揭示了墓葬在辟为墓葬之前的的生活区的信息。陶片，这些在墓葬填土中常见的遗物，不仅可以揭示被虚拟出来的单位的存在，其数量与类型更是成为区分不同历时性单位的重要标准。
通过精细化的发掘工作，如预留剖面的观察、填土遗物的分析、孢粉、浮选等，我们能够及时识别出盗扰或“毁墓”等现象。对墓葬内的葬具进行细致清理，可以复原出棺椁结构、随葬品摆放等，结合剖面填土堆积，更能够推测出墓葬的下葬过程。
再来看姚河塬墓地的两座特殊的祭祀坑，它们呈直筒井状，深达十米。对于这种遗迹，我们采用了创新的“破边法”“反清法”进行发掘。这种方法不仅便于解剖发掘，获取更多田野信息，而且使得航拍器、三维扫描设备等能够进入开展作业，对于今后同类遗迹的清理具有指导意义。
姚河塬车马坑的发掘之旅独具特色，因为这次探险有专门研究古代车辆的关晓武教授和张万辉博士的倾情参与。全程跟踪的不仅是RTK测绘和三维扫描等尖端技术，更是对古代马车构造的细致解读。每一根辐条、每一个轮牙都被精心解剖，获得超过十组精准数据。尽管考古数据与车辆原始数据存在差异，但通过一系列电脑模拟运算，我们得以排除干扰，为复原姚河塬遗址车马坑中的车辆结构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最终，这份详尽的车辆研究报告将包含所有解剖数据，供学者们深入探索。
在铸铜作坊区的发掘过程中，每一项出土遗物都被精细测点并分类。陶质、陶色、纹饰等都被细致区分，每一件遗物都被赋予独特的代码。随着层位分析，这些遗物的空间分布逐渐清晰。我们开始思考：炊食器在作坊区的分布是否普遍？水器与炊食器的比例如何？不同区域的陶范和泥芯分布有何特点？这些问题都在我们的分析之列。
我们对铸铜作坊的发掘进行了现场检测，利用P-XRF技术绘制出遗址金属元素分布图。我们还寻找锡砂或锡矿的遗物现象，用重选法筛选金属颗粒。通过田野考古的细致发掘和多学科的介入，我们聚焦于资源的获取与铸造技术，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在采样方面，所有墓葬、马车、车马坑和祭祀坑都进行了测年采样。祭祀坑中的直筒井状结构，分层埋放了多种动物，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进行了全面的DNA测序、稳定同位素研究、残留物分析等。从人的牙结石到陶器内壁残留物，我们试图寻找姚河塬人群食用马奶的证据。我们还收集了所有墓葬的腹土，以揭示古人的饮食、健康、卫生状况以及自然环境信息。
在陶片拼对方面，我们首先对每件遗物进行标记和统计，然后细心拼对。有趣的是，我们发现铸铜作坊区的不同层位或遗迹单位的陶片能够成功拼对，这为我们探讨遗址地层和遗迹间的共时性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这种现象对我们的分期标准提出了挑战，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仅凭单个灰坑进行的分期排队和层位叠压关系建立的分期标准。
这篇文章的叙述风格生动且丰富，既保持了原文的风格特点，又增强了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细致的描写和分析，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姚河塬车马坑的发掘过程和铸铜作坊区的研究重点，以及相关的采样和分析方法。在交流合作方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始终敞开学术的大门，积极拥抱外界。早在1995年至1996年，中日两国专家就在原州联合考古队的引领下，共同发掘固原南塬隋唐墓地，展现了中外合作的深厚友谊。为了深化丝绸之路的研究，该所更是在宁夏连续举办了三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来此交流探讨。
谈及姚河塬遗址，它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多方的合作与支持。从2017年的流域调查开始，就有八家单位携手参与，至今已有11所高校的学生投入到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部分学生的论文更是以该遗址为课题，深入挖掘其内涵与价值。
考古学已经演变为一个融合多学科知识的领域，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在这里得到了广泛应用。姚河塬遗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更是走在了前沿，涉及三个国家的十个单位，二十个专题，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从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到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等，每一领域都为揭示姚河塬遗址的奥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正是这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使得我们获取的资料更加详实，研究深度与广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成果更加科学可靠。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通过其官方公众号“文博中国”分享了这一系列成果。本文由张怡编辑，实习编辑李丹协助，经过郭晓蓉的复审，最终由李让监制。本文及其所含的所有内容，包括标题、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的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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