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的课后反思(从古至今,中国人的考试成
在高考历史性的背景下,一场考试背后承载了无数考生的汗水和泪水。从古代科举到现代高考,一路走来都是不易的。这场被称为“封神之战”的考试,对于考生而言,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次毅力的考验。
自疫情以来,考生经历了线上教学、高考延期等重重考验,如今终于迎来了曙光。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高考已经结束,剩下的考生也在紧张而有序地完成了这场人生大考。这场考试,是对他们十年寒窗苦读的检验,也是对他们未来人生的期许。
历来关于考试的记录中,“苦”字贯穿始终。无论是读书之苦还是考试过程之苦,都体现了考试的艰辛。从古场中的贡院、试院等条件艰苦的场所,到如今设施完备的现代化考场,虽然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考试的紧张和压力依然存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宏超为我们梳理了科举以来的种种考试趣闻,包括考场历险记、作弊中的魔道斗法、考官的酸甜苦辣等等。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考而不死”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幸运。而那些经历过考试磨难的人,更应该珍惜自己的经历,积极面对未来的路。
考试虽然是一场知识的较量,但更是毅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考生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是古代科举还是现代高考,都是对人才选拔的检验,也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创造的重要途径。愿每一个经历过考试磨难的人,都能拥有光明的未来!
考场历险记中,孤灯夜读、编鬼狐故事打发苦日子的场景让人心生感慨。古场中的“棘闱”,如今已成为独特的空间意象。北京贡院的号房虽小,却是考生们为梦想奋斗的地方。江南贡院的规模宏大,见证了无数考生的奋斗与坚持。
考试当日,考生们黎明时分便聚集点名,经过搜检,携带笔墨、卧具、蜡烛、食物等进入考场号房。这个狭小的空间既是考试的地方,也是他们吃饭和休息的地方。考场条件极差,空间局促,时人对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尘封的地急需清扫,瓦漏处还需覆盖以防雨水侵袭。竹钉被紧紧敲打排列,艾香点燃以驱散蜒蚰等害虫。粉白的墙壁映衬着考生的白衣,他们的脚板悬空,露水沾湿衣裳。在紧张的考试中,他们被梦境打扰,只能数着更筹假寐。若遇久雨泥泞相伴,狂风又使烛火摇曳不定。时暖时寒,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寻找温暖和舒适却如大梦一场。他们静静等待鸡鸣和月落,传递试题,度过这漫长而紧张的一天。
古代的考试并不像现在这样固定座位,所以占据一个好位置至关重要。考生们为了能在号舍内找到理想的位置,往往会在允许进场时犹如灾难大片中的洪水来临般急匆匆地进入考场。这令考试的紧张氛围在开考之初便达到了高潮。
试之日,考生们手携烛台、水炭以及各种生活用具,有的扛着肩,有的提着席。官吏大声呼喊他们的名字,考生们迅速进入考场,坐在棘围重重的座位上。考场内的景象宛如拥挤的市井,甚至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伤亡。在寒冷的天气里,单薄的席子铺在地上,考生们面临着严寒的考验。历史上曾有因考场拥挤导致的悲剧发生,如南宋临安科考时就有十七人因踩踏而丧命。
(宋·范镇撰,汝沛点校《东斋记事》,中华书局,1980年)
人们常说,读书人的肚子里藏着几滴墨水。这并非空言。就如那草棚中的学子,环境虽似南京茶馆,却孕育着未来的才情。一如姚团丝在《天津会考试场小景》中所绘,那些年代,考试是一场梦,是一场期待。
穷书生也有他们的幸运时刻。雍正元年,新皇登基,诏开恩科。这位皇帝深知文人之心,特意关照考生们能在太和殿内安心作答。他命令多置火炉,使殿内温暖如春,让士子们在寒冷的冬日也能尽心作文写卷。这不仅是对知识的尊重,更是对人才的重视。历代以来,那些历经艰苦环境的穷学生,他们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为信念,期待有朝一日能展翅高飞。虽然有些清高的书生对此有所质疑,认为这样的鼓励可能会导致人才素质的下降,但皇帝的策略无疑是最有效的网罗人才之道。
考场虽然被荆棘围护,但仍有诸多困扰。嫉妒的对手可能会在其中干扰你。比如两位同床共枕的秀才,在秋试前夕,一人偷偷破坏了另一人的笔,导致后者在考试中面临巨大的困境。这样的故事在考场中并不罕见。考试期间的寂寞难耐也让一些人选择携带锣鼓等娱乐工具入场。在顺天乡试时,文场甚至比戏场还要热闹,各种乐器纷纷亮相,考生们以此方式寻找慰藉和放松。然而这也导致了场面的混乱和骚动。
即便完成了考试,交了考卷,考生的历险也并未结束。试卷可能会在你眼前离奇消失。比如那位名叫范春的会稽人,他在完成试卷后满意自得,认为必能取得好成绩。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却将他的试卷卷走,让他只能无奈地叹息离去。还有一位考生在誊写首篇文章后,不慎将茶水泼翻在试卷上,试卷被晒在矮屋之上时遭到鹰的争夺撕毁。这些离奇的事件真的难以用常规逻辑来解释。
考试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考而死并非罕见之事。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这样的例子。比如那位在1751年参加考试的闞伯兰(Richard Cumberland),他事后回忆说自己在考试中如同被选中的靶子,经历着无休止的问答。考试结束后他精神崩溃,回家后面如死灰,并因此患上了疾病,命悬一线。邓嗣禹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也提到,长时间的考试会让人精神高度压力之下承受巨大的痛苦。这种精神之苦不仅存在于古代科举考试中,现代高考也是如此。“考而不死是为神”,这并非夸大其词。
在明清时期,扶乩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尤其是读书人,他们在考前扶乩问试题的现象屡见不鲜。据传,邓端若少时习得召唤紫姑的咒语,所召唤的尽是仙女,并曾成功预测科举考试的题目。
每当科举考试临近,学子们紧张备考之际,也有一些人会借助扶乩寻求心理安慰和的暗示。《夷坚志》中记载了多次这样的情形。扶乩如同现代学生考试前烧香拜佛,既是心理压力的体现,也是对压力的一种疏导方式。精神压力越大,一旦成功后的喜悦感就越强烈。正如诗人孟郊在《登科后》一诗中所描绘的那样,过去的艰难困苦在那一刻都变得微不足道,成功的喜悦如同春风拂面,让人心旷神怡。
读书人的科举之路充满了艰难与困顿,《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的激动情绪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落第者的心灵也会受到巨大的打击,甚至有人因此命丧考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生动的比喻描绘了秀才入闱的七种困境,令人感同身受。
在考试管理中,防止作弊一直是一个难题。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犹如一场“魔道斗法”,历经数千年。作弊手法层出不穷,而防治措施也与时俱进。《宋史·选举志》中列举了五种常见的作弊手段。其中怀挟文字,即携带小抄,是最受欢迎的方法。有人专门抄写小抄以此获利,更有甚至雇佣非考生冒充考生怀挟文字进入考场。作弊手段不断创新,如将信息藏于衣帽、器具甚至贴身衣物中。
考场,既是智慧的竞技场,也是人心的试金石。学子们挑选座位的心机,堪比选择风水宝地。那些被选中的座位,如同被风水加持,吸引着众多目光。若某处风水极佳,便会有无数张写着同样内容的字条贴在桌上。只要考试时间不冲突,这些字条的持有者们便不会上演惨剧。总有些不讲理的同学,无视已有人占用的座位,贴上大大的字条,将已有的小字条统统掩盖。一场座位争夺大战便不可避免。而有的聪明人则另辟蹊径,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撕掉所有的字条,然后在座位上刻上与字条相同的文字,这样他们的“宝座”便更加稳固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考试的规矩和防作弊措施也在与时俱进。比如清代的考场纪律堪称严苛。考生们的帽、袍、衣、裤、袜、鞋都有严格规定,就连坐具也不允许携带厚垫。砚台、笔管、水注、蜡台等考试用品也有详尽的规定。考篮的编制更是玲珑剔透,任何作弊手段都难逃法眼。即便有这样的规定,仍有考生凭借惊人的想象力挑战规则底线。
监考者的视力也是一大考验。有一位高度近视的教授,居然把学生的夹带误认为是草稿纸。这位教授是一位坚信人本善良的道德君子,但他的近视却让他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另外一位英国心理学博士潘渊教授也曾经遭遇过一场乌龙事件。某生利用夹带作弊时恰巧被潘教授的女儿发现,但最终因为潘教授的宽容而躲过一劫。但并非所有作弊者都能如此幸运。有些考生因为作弊被学校开除学籍后,因承受不住压力而选择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比如一位家境不佳、身体虚弱的同学因作弊被开除后选择了服药自杀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这样的悲剧让人心痛不已,但也提醒我们考试诚信的重要性。考试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果的舞台,绝不应该成为我们投机取巧的场所。只有诚实面对自己,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与未来。
《南京学生因考试作弊而轻生》的悲情故事,在《时报》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华君武在《学校生活》的漫画中,也捕捉到了这一令人痛心的瞬间。我们不应简单批评学生作弊的行为,而应深入探究背后的原因。这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出于对年轻生命的同情与理解。
学生们为何在考试中铤而走险?他们渴望获得更高的分数,因为这是获得文凭、决定升级或留级的关键。教育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许多学生难以完全接受课本知识,他们往往需要在明瞭内容之前就精通外语。这时,考试便成了他们展示自身能力的重要途径。题目之难使他们缺乏自信,只能依赖别人的努力成果来应对挑战。教师的严肃态度、家庭环境、爱玩等因素也成为他们作弊的动因。甚至有些人并不真正意识到作弊的害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考试作弊视为道德问题,而应更深入地审视教育制度和考试方式的问题。
相比于考场上的小动作,如请人抬高分数等舞弊方式,更令人愤慨的是顶替行为。前者或许只伤害了他人一时,而后者却直接偷走了他人的一生。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些学生在考试中公然替换他人的试卷。例如,当同学们都在紧张答题时,一位学生却另辟蹊径。他静静地观察四周,等待机会。他发现一位女同学坐在他旁边时,便心生一计。在女同学完成试卷准备上交时,他请求她慢些交卷,借看他的试卷。一旦得到试卷,他便毫不犹豫地用橡皮抹去女同学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后上交。这样的行为不仅令人痛心,更是对教育的极大侮辱。
近期北方某省出现的高考顶替事件更是令人震惊。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将考试视为唯一的出路,而顶替行为无疑是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剥夺。与古代对科场作弊的严厉惩处相比,现今的“处理”几乎不痛不痒,令人失望。
作弊者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因此受益。八牛公在《新乐府·考试作弊》中生动描绘了这种情形:“考绩肇三代,此法本至公。何意降末世,人心渐不忠。”考官的纵容、制度的漏洞使得作弊者如鱼得水。那些通过作弊获得优秀成绩的学生,进入社会后却往往显得手足无措,而那些刻苦学习的学生则倍感不公,幽愤深重。
而在考试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便是老师和考官。在科考时代,考官的地位显赫,备受尊崇。他们出场时的场面宏大,万人空巷。在这个考试体系中,考官也面临着许多酸甜苦辣。他们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同时还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挑战。
(华学澜记录于《辛丑日记》,由王力点校并收入《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第三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
这是一场极尽奢华的考试,背后隐藏着无尽的排场和荣耀。在这豪奢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令人震惊的秘密。
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奢华的显轿旁边,有一物格外引人注目。那是一具随轿抬着的盒子,里面装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刑具——铡。这是清廷对犯科场大罪的主考官使用的刑具。在闽省的科场案中,就曾有一位主试者因此被腰斩成两截,虽心未死,却以舌书写三大“惨”字而毙。
(刘成禹所著,经蒋弘点校的《世载堂杂忆》,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1995年)
考官出题时,虽然有着掌握众人前途的虚荣感,但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若题目出错,挨板子、受罚是免不了的。出题需要兼顾许多方面,既要传达圣训,又不能过分迎合拍马,以免让考生们形成揣摩上意的习气。
考官在出题时,应从四书五经中选择义旨精深的部分以及诗题典重者,不可拘泥忌讳。应避免使用颂扬语句和熟习常拟的题目,以免引发揣摩宿构的弊端。
(《钦定科场条例》卷十六)
考官之苦还在于考试之后评阅试卷。大量考卷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批改完毕,且要做到“公平公正”,这谈何容易。南宋张扩在《读试卷有感》中生动描绘了这一困境:
巧妙的言语如同锋利的刀刃,纷纷展现在考卷之上。挥毫泼墨,万言余韵,堆积如山的考卷令人目不暇接。疲惫的双目已无法分辨牛马之迹,怎能分辨试卷之优劣?曾几何时,眼明耳聪,欲借科举脱离文字之苦。如今反被其缚,身心皆困。田园荒芜,菊丛依旧,粳稻年年丰收,酒价低廉。何不驾柴车远去,追寻那陶令之风?作诗请求友人相伴,林下共度时光。
黄嘉音在《试场鸟瞰》中描绘了科举考试的现场。本想通过科考摆脱应试文字的缠绕,谁料成为考官后,文字竟带来了更大的折磨。柳宗元在阅读试卷时的体会也让人感同身受:
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便已疲惫不堪,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情境下,要做到不遗漏人才,实在是难以为真。
考试制度历经演变,逐渐在形式上变得人性化。如今的高考几乎全民动员,提供便利。学校还会找来心理师调适学生心理,班主任也一改常态与学生打成一片。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学生们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常常面临以吓唬、折磨为乐的考官。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提到了这一现象:
有些主考官以恐吓、羞辱应试者为乐,这样做无非是以牺牲应试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展示主考官的智慧而已。人性中的专制通过各种方式被暴露出来。
在西方近代早期,法学家对考官提出了要求:考试应当难度适中、仁慈、温和。避免引起愤怒、仇恨、憎恶、嫉妒等情绪。考试的时间和地点应符合基本的情理和习惯。特别强调候选人不应该在半夜被叫醒起来参加考试。
当然并不是所有考官都如此变态,许多考官也会为学生着想。钱穆先生在批改试卷后,因得知有学生因月考不及格需退学,遂努力交涉更改分数以避免学生退学。也有考生在考试中以示弱来换取老师的同情。在民国时期的清华入学考试中,一位女生在英文试卷后面写下一封恳切的信表达自己的困境和无奈,引发了吴雨僧的无限同情。
泡尔生曾言:“应试者的无助,其实也在保护着他本人。”此言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被吴宓先生所共鸣。穷酸教授尽管境况不佳,却也难以对穷酸学生施以实质性的帮助。
有一份记录于维滕堡大学艺文和哲学系硕士生入学面试的史料,发生在1639年。这位候选人在笔试中未提交答卷,也许是因为学校渴望招揽贤才,或许是因这位学生并未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才华,于是他被安排进行口试。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然而这位候选人面对大部分问题都以空洞的学院式沉默应对。作为考场中地位最低的人,他以最少的言语充分展现了考试的仪式性与等级性。面对候选人的沉默与无知,前两位教授耐心引导,甚至暗示答案。
结果并未出乎意料,这位学生表现“非常糟糕”,令人费解的是,考官竟然给了他及格。其中一位理由竟是“考官们希望他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勤勉。”真是可怜天下老师心!
也有老师因为考试而遭遇尴尬。何兆武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的一次数学考试中,一位同学采用了新方法,但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错了。这位同学于是在校园里贴出小字报,向杨武之讨教,并展示了杂志上的新解法。这件事让杨武之感到尴尬,甚至可能因此辞去了系主任职务或请了一年的病假。
监试者多是公务员,他们的穿着各有风格。姚团丝在《天津会考试场小景》中描绘了他们形象的极端表现。老师和考官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总有学生给他们出难题。在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考试中,某英文试卷上赫然是一封法文信,考生坦诚自己英文不佳,但法文尚可,希望能有机会入学后补习。还有考生在算学试卷后仿制流行歌曲逗乐考官。其中一首词这样写道:“我听见人家说,清华今年考生多,女生四五百,不及男生多。”紧接着是恭恭敬正的楷书:“哎呦呦,我的肚子痛喽,我算不出来啦!”让人不禁好奇这位学生的成绩究竟如何。
关于考试的是非曲直,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离不开教育的滋养,而考试则是检验教育成果、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中国人喜欢追溯事物的源头,并乐于将源头归结于自身。考试制度确实起源于中国,西方的笔试制度完善则要追溯到十八世纪之后。孙中山曾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追根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源于中国。”在这种看似褒扬实则含蓄的说法中,体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独特性。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家赞誉中国时,常提及科举作为人文、民主的象征。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旨在为平民子弟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使社会充满争先向上的风气。贫苦子弟埋首窗下苦读,以期一举成名;即使是纨绔公子,也知苦读以求科第,否则即便富有也会失去荣耀。若在学习上懈怠,到大比之年名落孙山,则无论贫富都会垂头丧气,无颜见人。
科举制度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深远,邓嗣禹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专门探讨了这一话题。科举让整个社会弥漫着争先向上的氛围,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深知只有通过刻苦学习才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科举制度曾经犹如砥砺磨砺的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勤奋攻读,书声遍野,夜静三更而钻研不止。随着科举制度的停废,社会的学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科举废除后,大学教育的价值似乎更多地被富裕子弟所垄断,他们无需担忧生计,得以在大学的殿堂里安逸度日。对于贫困有志之士,却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平台。即便是平民义务学校提供免费的教育资源,仍有人选择婉拒,似乎强迫教育的命令越发盛行,却未能如科举时代那般激发人们的上进心。考试的机器成为学业的成功象征,牺牲了优秀人才的发展,独立判断缺失,机械知识被过分夸大。
在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答辩场景中,一幅鲜活的画面展现了学术与庆祝的交融。博士候选人面对教授们的质询,不仅要应对学术的挑战,还要面对时代的纷争。沃尔夫被陷害,成为异端,但这位候选人却以机智的言辞化解了尴尬。在答辩后的庆祝中,真正的知识与考试的技巧似乎产生了微妙的分离。他们沉浸在抽着烟、喝着酒的喜悦中,考试背后的真正意义似乎被淡忘了。
考试制度或许是不完美的制度中相对较好的一种,既不能轻易废除,也不能过分依赖其结果。考试成绩的简单划分“成功”与“失败”,往往会引发情绪上的波动。正如俾斯麦所言,考试可能会成为人们的祸根。通过考试的人可能会因疲惫而无法创新,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而落第者也不应灰心丧气,应积极面对未来的挑战。
看民国时期清华的考卷,一位学生在试卷下自信地写下:“我上定清华了,取不取由你。”若是我有机会成为考官,必定会被这位学生的自信所打动而直接录取。考试并不是终点,而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无论结果如何,都应保持平和的心态,继续前行。
本文第一稿诞生于2019年6月8日,经过较大的扩充和修改后发表于《探索与争鸣》公共号。作者王宏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考试制度下的种种现象,编辑董牧孜和校对赵琳为本文的完善付出了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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