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丛书(周末人物｜他，“究天人之际，通
在岁月的长河中，华发如霜的戴逸精神矍铄，一口浓重的吴侬乡音，总是笑眯眯地讲述着他的人生经历。这位对清史研究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以其独特的治学路径，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戴逸的书房，仿佛是一个历史的殿堂，弥漫着书香之气。倚在沙发上，他细细道来自己的治学经历、研究心得以及生活趣事。他的境界，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史坛大家所向往的至高境界。
回溯戴逸的人生旅程，他的历史之旅始于小人书。在那个年代，小人书是他的启蒙老师，为他开启了历史的大门。他痴迷于连环画，将零花钱都用于租书，一遍遍翻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之作，故事情节烂熟于心。
儿时的情景对戴逸来说历历在目。他感慨道：“小人书是我最早阅读的历史书，那位租书人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虽然小人书里的历史知识并不准确，但它唤起了我对历史的特殊兴趣和爱好。”这份童年的经历，成为了他研究历史的初心和动力。
高中毕业后，戴逸选择了报考上海交通大学，但他心中始终热爱文史。在交大读书期间，他偶然得知北京大学回迁招生，于是他毅然决定转投北大史学系，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说：“我热爱历史专业，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
进入北大后，戴逸积极参与孑民图书室的筹建，并担任学生自治会理事。他的才华和努力得到了认可，但也遭到了当局的通缉。他历经周折，最终在解放区找到了归属。在石家庄，他进入华北大学，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
在人民大学，戴逸曾担任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和吴玉章校长的学术秘书。工作之余，他潜心研究历史，尤其对中国近现代史情有独钟。他的研究成果《中国抗战史演义》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戴逸的学术生涯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他的“三落三起”的修史经历。他与吴晗的结识也充满了戏剧性。在北大期间，他作为孑民图书室的总干事，为了搜集进步书籍，曾直接上门向吴晗索要相关书籍。尽管初次遭到吴晗的拒绝，但他们的交往后来为戴逸的修史之路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这些经历和故事，构成了戴逸丰富多彩的人生和历史研究之路。戴逸，一位对明史有着深厚功底的历史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与吴晗的一次交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最初并未被立刻认出，但当戴逸提及往日情景时，吴晗立刻回想起他的才华与潜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提议修编《清史》，这一提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戴逸因其在明史领域的杰出表现，被吴晗推荐参与《清史》的编纂工作。由于历史原因，《清史》的编纂工作多次受阻。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戴逸从未放弃。他坚信只要不断努力，《清史》的编纂愿望一定能实现。他与同事们默默耕耘在清史研究的园地里，发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多年来，他主持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清史著作，包括《简明清史》、《清通鉴》、《清史人物传稿》等，为《清史》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戴逸看来，编纂《清史》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他凭借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不断呼吁并争取社会各界的关注。终于，在2002年，国家正式启动清史工程，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不仅要总体把握，还要细致入微，组织协调各个环节。为了集聚优秀人才，他费尽心思，成功邀请到一位在清史研究上很有建树的老先生加入编纂团队。
虽然史学研究是一项需要耐性和坚持的“寂寞事业”，但历史学家们仍然拥有现世情怀。戴逸认为，历史不仅是为了记录过去，更是为了资政现实。清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清史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对于《清史》的编纂，戴逸一直秉持严谨的态度，他和团队一篇篇地审阅稿件，想尽方法核实资料，只为修出一部对得起历史的正史。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清史研究所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成为国内研究清史的重要基地。戴逸建议将编纂清史工程化整为零，利用各种小额度科研经费的支持，陆续完成清史不同“部件”的研究。在他的带领下，那个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大清，正在他们的翻动书页中渐渐清晰。戴逸的目标是还原真实的清王朝，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更好地面对现实和未来。在他看来，“史”字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手持册簿，记录历史，传承智慧。深入解读“史”字的演变，从甲骨文、大篆到小篆，其外形虽未经历颠覆性变革，一直呈现着一只手举着一个“中”字的形象，这正如古人所言的“持中”。这似乎在暗示，书写历史的人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尊重客观事实，不偏不倚。
人格与学问是两位一体的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戴逸，一位深入人心的史学者，对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全身心投入学术，视其为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责任。他强调，无论是引用一条史料还是拈出一个证据，都必须查清来历并注明出处，不能信手转引或人云亦云。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重视客观事实、排除主观臆测是学术研究的基石。
在史学界，盛世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从动乱走向稳定，并在长时间内保持繁荣和稳定的一个时期。戴逸认为，盛世不仅仅是国力的强盛和文化的发展，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他特别指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发展程度最好、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学术与历史不同于政治与现实，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戴逸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德，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他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追求真理和阐明规律，学者不能为眼前的需要而扭曲历史科学。他坚持自己的“史德”，并强调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回顾过去，戴逸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边界谈判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还原了沙俄侵略入侵黑龙江的情况及整个历史背景，弄清了当年中国和沙俄在尼布楚谈判的历史。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真相的追求。
戴逸以翔实的史料和有力的证据，出版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开拓了清史研究中的新领域。他强调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是同胞兄弟，两者都源自客观事实，并都尊奉真实性的原则。他自我评价为忠于事业、勤奋不懈的史学者。对他来说，勤奋虽然意味着放弃很多娱乐活动，但每一份收获都会带来极大的喜悦。
戴逸是一位对知识执着追求、对学术严谨认真、对历史充满敬重的学者。他的故事和经历不仅展示了学者的风范，也展示了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精神。常人难以想象他在历史长河中，如同品味一部波澜壮阔的诗篇，享受着那种只有青灯黄卷相伴的独特乐趣。他用古人写情书般的柔情，描绘了自己对专业学问的深情厚意。那份热爱与追求，仿佛如同对待恋人一般，无时无刻不在心中萦绕。
在繁华喧嚣的平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潮汹涌。然而在这喧嚣之外，清史研究所内却是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象。戴逸与同仁们正在共同讨论着《清史》的精髓和细节。他们的交流深入而富有激情，仿佛能看到一部厚重的国史在他们手中逐渐成型，不久即将问世。每一次讨论都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每一句话都体现了他们对历史的热爱和敬畏。他们对这部国史的编纂充满期待，希望能够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对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苟，以确保这部国史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这种对学问的执着和热爱，让人不禁感叹他们的精神风貌和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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