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清单(清代-员的钱包里藏着什么《
《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9年11月出版，论题深刻且引人入胜，资料丰富详实，论断深入且具洞察力。它不仅探讨了清代精英家庭（尤其是官员家庭）的资产结构问题，还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及心理偏好等多个层面，展现出极高的可读性。
本书共14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案例篇”，下篇为“量化分析篇”。其中，“案例篇”通过多个具体的历史案例，如雍正初年的抄家与官员家产、年羹尧的家产案例等，生动地展现了清代官员家庭的资产状况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案例惊心动魄，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清代官员的资产积累过程及其背后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第一作者云妍对清代官员的资产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指出，在清代，做官是一种高危职业，尤其是在非汉族皇帝统治的元代和清代，情形更为复杂，危险系数更高。根据学者的研究，清代官员被惩治的次数非常频繁，这意味着官员们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尽管风险高企，但做官仍然是许多人的职业首选，因为官员的财富积累速度远超其他行业。
云妍还回应了关于官员家产的抄没问题。她指出，抄家现象在清代历史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景观，不同年份的抄家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她还详细阐述了清代官员的法定收入主要包括正俸和养廉银两部分，但官员的支出庞大，家产积累并不容易。
《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一书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深入的论述，生动地展现了清代官员家庭的资产结构问题，以及他们面临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多重背景。本书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广大读者了解清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生动的窗口。云妍的深入研究和对本书内容的解读，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清代官员的职业生涯和资产结构问题。在各类职业中，对各类社会资源掌握及汲取能力最强的人往往是处于高位的人物，特别是高级官员与皇亲近臣。他们的掌控能力，除金钱本身外，更延伸至金钱以外的所有隐性福利。尽管风险极高，但无疑这是一条充满机遇的出路。
正如古诗所言，“君心难测，君恩难恃”，伴君如伴虎。以历史上的抄家案为例，许多曾是皇帝宠臣的人，最终却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红楼梦》中的抄检大观园情节，以及苏州织造李煦被抄家的真实记录。李煦与曹家背景相似，都是皇帝的近臣，肩负调查监视之责。因卷入皇子的权力斗争，李煦不幸站错队伍，成为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的对象。尽管他曾是皇帝的心腹，但在权力更迭后，其命运瞬间逆转，家被抄没，族人受到严厉惩处。即使是曾经的宠臣年羹尧，也曾遭遇同样的命运。据传他家中出现白虎，被解读为天命所归的征兆，但实际上是雍正借题发挥，对其施以极刑。
这些高级官员尤其是皇帝近臣的财富属性具有模糊性，他们的家产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皇产。这些官员蓄财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享受，更多的是为了上供。以李侍尧为例，他的家产被抄后，发现大量精美玉器和为皇帝置办的龙袍褂等御用物品。这些表明他们的一部分财富可能是为了贡献给皇帝或用于其他宫廷用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家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私有财产”是值得商榷的。
和珅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贪污犯”，其家产的价值一直是迷雾重重。经过精密的考证和分析，我们发现他的家产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除了传统的金银珠宝，他的家产中田产和房屋占比很小，大部分是他的贵重器物和收藏品。这也引发了一个疑问：和珅是否真的是为了私人聚敛财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皇帝的“小金库”。毕竟，乾隆皇帝的大额非经制支出需要另辟来源和渠道，和珅的家产是否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这一切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除了李侍尧、和珅这两位显赫的人物之外，其他一些显赫的家族的“家产”中，有些实际上属于“皇产”。在这之中，和珅的案例尤为引人注目。
当我们谈及和珅，他的形象总是与巨大的财富紧密相连。深入研究其资产结构，我们发现田产在其总资产中的比例并不高，这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社会喜好大量购置田产的固有印象。那些资产排名靠前的富豪，其不动产（包括田地与房屋）所占的比例大多不超过10%。而和珅的不动产比例仅8%，即使在他的家产中，土地的价值也仅为最高值的一部分。
详细查看这些家庭的土地价值，我们发现大多数家庭的土地价值以数千两为单位，只有四十余家超过一万两。即使是最富有的和珅，其土地价值也只有十九万四千五百多两。相比于他们的总资产数额，土地的价值所占的比重确实不大。这些田产的价格因地区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京城及直隶地区，田产价格大约在每亩一二两左右；而在山东、河南、江西等地，价格则在二两至四两之间。南方的江浙一带，田产价格上涨较为显著，最高的价格甚至达到五十两。如果我们以平均每亩五两计算，那么一万两的田产仅相当于两千亩地。即使每亩只算二两，也只有五千亩，这与人们想象中的大规模土地占有相差甚远。
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这些家庭的投资选择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在初始阶段，他们主要投资于不动产（如田地和房屋）。但随着财富的增多，他们逐渐转向非实物性质的金融资产。对于为何没有更大规模地购置田产，除了出于隐匿的需要和管理成本较高之外，还有两项原因值得关注。在小农经济下，田产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富豪之家难以无节制地扩张；“兼并”行为在道德上带有负面意义。
作者以精细的方法论证了家庭投资选择与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财产如果合法性程度较低，那么他们持有容易引起关注的物理资产（如土地）的比例就会较低。相反，较为隐蔽的金融和商业资产则会显著增加。虽然这种现象看似存在某种关联，但我认为这两者并非因果关系。我认为，这些家庭的田产规模可能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这个范围既要满足家族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声誉的需要，又不能过高导致管理成本过高或引发社会批判。这个理想的范围是多少？各地、各代都有所不同。是否在几百亩至几千亩的区间内？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探讨。由于官员的合法收入有限，因此他们的财富规模越大，“非法”成分可能越多。在投资田产时保持“合理规模”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资产规模差异巨大的家庭在投资田产上的资金却相对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内。从另一个角度看，财富积累的初始阶段重点投资不动产也可以看作是满足基本需求的策略选择。云妍对此也有独特的观点：她对于田产规模的地域性特征很感兴趣。比如河南籍的官员对土地的“偏好”特别强，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数量远超其他省份。过去人们更多地关注关中模式的地主，但河南地主其实值得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窖藏金银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中，“铜钱银子不露白”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出于安全的考虑人们常常深藏不露自己的财富。尤其是官员窖藏的数量和意图都远超过商人。《员的荷包》中记录的一起“乾隆初年京城刨银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的一户被抄家的人家中曾刨出巨额银两。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即官员家中窖藏金银的数量可能相当惊人以至于雍正皇帝在上谕中特别提及此事并颁布禁令要求禁止埋藏金银防止子孙因不知踪迹而失去这些宝贵的财富引发社会的浪费和损失同时也对九卿会议颁布禁止埋藏金银的法令进行了简要提及。”作者揭示了一种虚伪与狡诈的帝王手段，所谓的“散给地方贫民”不过是欺骗民众的幌子和诱饵，背后隐藏着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谋。实际上，帝王们玩的可是心计深沉的一场游戏。
窖藏因其私密性质，使得禁令往往难以实施。在乾隆年间的一桩案例中，云南布政使钱度因贪婪索取大量财物而案发。当查抄钱度的家产时，发现了运送财物回家的家丁王寿一行人截获的29000两白银，以及钱度亲笔嘱咐家人“好好收藏，或挖地窖，或建夹壁，谋划长远之计”的信件。之后，在其江宁居所的书房地窖中起获了27000两白银；而此前，钱度的妻子已藏放了从云南带回的200两黄金中的180两于卧房地板之下。钱度的家产估计价值约13万两，其中现金（金、银、钱）的比例高达66.8%。
这个官员似乎特别没有安全感，就像现在有些人偷藏数亿现金的贪婪行为一样。调查官员曾向钱度的家属询问：“家资如此丰厚，为何不自营或借贷生息？”钱度的儿子回答：“我父亲寄回来的信总是嘱咐我们要谨慎秘密地收藏，不能露出富裕的迹象。”这位官员的行事风格，无疑给当下那些贪婪无度的官员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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