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教育反思 北大教授刘云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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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最教育反思 北大教授刘云杉

娱乐八卦 2024-12-17 10:01www.bnfh.cn娱乐八卦

每年，关于教育改革的话题持续引发公众热议，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如果我们暂时跳出宏观视角，尝试从更微观、更个体化的层面去观察，会发现教育变革正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旅程中留下深刻印记。北京大学教授刘云杉通过对近五届北京大学本科生的访谈，揭示了标准化答案背后隐藏的问题。她的深度文章，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我们是否过于关注孩子的天赋而非其真实的成长过程？孩子在三岁时查字典、学加减法，六岁就能背诵乘法口诀，学习进度超前是否真的是他们的天赋使然？杨“跑”的经历告诉我们，她之所以能在学习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是因为她习惯了超前学习带来的甜头。这种超前学习让她在老师和同学间建立了“正反馈”，只要学习好就能获得赞誉和荣誉。这种超前学习背后隐藏着代价。

教育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业负担，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教学方式，让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现实中，许多学生面临超前学习的压力。杨“跑”们为了追求成绩和优越感，依赖校外培训提前灌输知识。这样的学习方式并没有真正培养起他们的知识领悟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他们而言，“知识的领悟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长期停滞不前，学习并没有捷径”。这种超前学习的背后反映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挑战与困境。他们正在经历的是学习方式的转变从接受学习到发现学习的转变。这意味着学习内容不再以定论的形式直接呈现给学生，而是要通过问题形式间接呈现给学生，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他们需要转变学习方式，把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等认知活动突显出来。教育也需要重新思考知识与认识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与认知能力的关系。如果没有知识的输入，仅仅强调学生的能力表现是不可取的。“学会”与“会学”同样重要。“学会”是接受知识、积累知识的过程，“会学”则是掌握学习方法、主动探求学习的过程。教育也需要关注知识与方法之间的关系避免空洞的知识灌输或方法训练忽视儿童的内在心理成长需求。美国进步教育的教训也提醒我们避免将儿童与知识完全隔离开来避免儿童在知识的荒地上无序发展和混乱成长的现象发生。教育需要平衡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关系尊重学生的内在驱动力和创造性让他们能在探索中获得知识和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对于校内发现学习与校外接受学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前者是学生自主探索和发现知识的过程，发生在学校内部；后者则是通过购买或接受外部教育资源来获取知识的方式，通常在校园之外进行。这两者并非互斥，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学生的自主学习并不替代教师的系统性知识传授，而是与之结合，形成更为完整和深入的学习体验。

校外培训在当今教育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成了许多学生“生存”所必需的。不提前学习，很难跟上常规的学校课程进度。在一些奉行学生自主学习的教改学校或竞赛班级，出现了校外系统学习与校内个性展示相结合的局面。

学业减负与校外教培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关系。在校内外分工的不同版本中，从1.0版本的校内传授基础知识、校外补缺或是培优，到3.0版本的校外系统输入知识、校内展示能力，可以看出校外学习与校内减负相互嵌套，共同构成了当前的教育生态。

新课程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少教，学生就能多学。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学，但如何实现这一点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

选拔制度青睐“拔尖”人才，竞赛成为选拔有天赋学生的重要途径。竞赛训练也容易陷入方法“套路”，知识的基础性、系统性、全面性可能会受到影响。竞赛生进入大学后的两极分化现象也很严重。有的学术兴趣浓厚、天赋过人，有的则不适应大学学习，缺乏系统学习和意志的磨砺。智力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意志的成熟，这是竞赛捷径隐藏的更大危险。

意志成熟的标志是抵制原始的诱惑，抵抗原始的恐惧和痛苦。人们拥有意志去做必要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本身可能并不吸引人，甚至可能是令人感到厌恶的。在顶尖人才的培养过程中，知识领先和智力早熟往往会掩盖意志的不成熟。一个智力上极具潜力的人可能会因为懒惰而无所作为，甚至可能因为放纵和虚妄而一事无成。

这种现象引发了教育中的二元对立困境，即兴趣和努力、天赋和意志之间的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天赋与努力相结合，而兴趣则是连接两者的桥梁。真正的兴趣能让人长时间沉浸其中，忍受单调与无聊，这需要坚定的意志来支撑。对于知识探究者来说，最重要的特质是专注于知识、专注于探究过程，甚至忘记时间的流逝，不计外在的利害得失。他们的成长可能是缓慢的，但却更加稳健。

当教育变成一场选拔赛时，筛选出的“拔尖”者往往是熟悉规则、擅长快速奔跑的人，而非天赋最佳者，也不是最具创新潜力的人。处在不同赛道之后，学习资本对学校资源进行了重构。以学科竞赛为例，各省的参赛名额取决于上一届的获奖数量，这导致了学科竞赛中的强省与弱省之分。弱省因为师资薄弱、资源匮乏而参与度较低；而强省则孕育出强大的学校，甚至有一些西部中学将竞赛学生送到其他省份的中学进行强化训练。这导致了一些学校被排斥在竞争之外，既出现了少数跨区域、资源丰厚的“头部学校”，又出现了大量被抽空的县级中学，破坏了教育的生态。

在绩优主义的演变中，我们经历了从1.0版本强调智商加努力，到2.0版本家长主义（parentocracy）的兴起，再到3.0版本名校垄断（educatocracy）的演变。绩效不再取决于学生的努力程度，而是取决于学校拥有的资源、赛道是否多元、有无竞赛获奖等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优质学生，学生的考试名次与学校的排名直接相关。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学校究竟是在进行增值培养，还是仅仅对学生进行简单的分层？

高考与竞赛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赛道。高考选拔标准注重中规中矩、追求无瑕疵的表现，坚持到最后往往是意志型选手。“秦奋”这个学生却在高一学习了四门竞赛课程，并获得了四个省级二等奖。学校对她的判断是如果她继续走竞赛路线，每科成绩都不够拔尖。因此她选择了高考，争取自主招生名额。她同时参与了竞赛、自主招生考试和AP课程的学习，选择了全面竞争。

即便是优秀的学生也很难确定最终能否成功通过竞赛这条道路。因此他们需要统筹兼顾两种学习模式既参与竞赛选拔又准备普通高考。如果说竞赛是发挥优势那么高考则需要弥补不足因为一些顶尖学校的分数线已经接近满分。为了应试学生们需要采取趋同的应试策略这导致“英才选拔”蜕变为“大众升学”高考的选拔功能被钝化尤其难以识别真正的英才。

反讽的是不同道路的策略虽然不同但规则却日渐趋同。为了在不同指标体系中获得高显示度操演性文化（表现文化）开始兴起。教学研究中的测量方法得以兴盛并不断迭代更重要的是还营造了一种循证评估体制即越来越精细、科学地测量并记录学生的学习成果。这种操演性文化与绩优主义相互关联在分数程序正义的框架下考试主导教学“考什么教什么”。为了应对这种选拔机制学生们不得不“学什么不考什么”以考试训练为主的校外教育机构得以滋生泛滥。

测量本应是手段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了目的。重视测量、围绕学业标准来学习“应试”代替了“教育”。以评价推动基础知识的学习、基本习惯的习得以及核心素养的养成倒果为因用产品的规格与标准代替了成长的目的。围绕测验、比较、排名、循证、绩效、问责教育产业化不仅催生了一批教育上市公司还催生了一批巨型的“公司化学校”。效率成为了最核心的价值追求。

回想高三时的我们接受了最集约化的教育在全省最优秀的学生、最顶尖的老师的环境下成长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紧张的学习我们还在严密的课表中穿插着看新闻、跑操的时间在午休前安排了各科目的限时小测晚自习写作业也是限时训练其余时间也常穿梭于各个老师的办公室答疑面谈中体验着效率背后的压力与挑战。陈省身曾对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们提出忠告，追求满分并非易事。原生态的孩子往往通过自然表现就能达到七八十分的水平，而要想得到一百分，则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通过大量训练来避免出错。争抢这一百分，实际上是对时间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如同过度施肥的土地，会扼杀孩子的创造性。

陈先生所指的，是教育中的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在高竞争、高利害关系的考试中，分数成为核心。在这种评价主导的学习模式下，考试被过度练习化，以考代学、以考代练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有效的方法落实到学习中，便形成了掌握“套路”的现象。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学生为争得高分，必须将所有事情做到极致。

在考试演练场上，套路有其显而易见的好处。概念、方法和稳定的路径构成答题的套路，多次练习后成为身体与认知的直接反应，既准确又高效。这种将复杂的思维简化成简单步骤的做法，虽然保证了知识的快速掌握，却排斥了学生的思考与探索，将教学过程简化到无需智慧努力的程度。

作为经历过高考的学生，我深知套路（操作性强的方法）对考试的确有很大帮助，能大大提高做题的熟练度，节省时间，提高正确率。但与此我也意识到这种套路的压缩式教学排斥了学生的智力探索过程。虽然数学学习中存在一些“秒杀技巧”，每次“秒”掉题目都会带来快乐，但学生的数学素养并没有真正提升。

套路也是捷径，它将生动的智力探索过程压缩成“现成的”结论，从源头上剥离了知识和智力的内在联系。有效的练习并不是机械地重复，而是需要小心地发现错题、整理错题集。这些错题集如同为数学投下的一份保险，每收集一个错题，都会增加一份安全感。

学习应当具有挑战性，作业的价值在于练习，在于让学习者在已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动脑与动手。有挑战的作业能够逆推出原理与法则，或是与同学一起琢磨出一道高质量的考题，而非仅仅是做题。作业是否具有挑战性，其边界在于能否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贯注自觉性于作业中。正确的练习是学习者主动做事情，积极投身于任务建构的活动之中。

如果作业降低为单纯的例行公事甚至一种不自觉的机械性练习，就会丧失其教育价值。真正的教育应当培养学习者的心智弹性与柔韧性，体现在智力上的灵活性、实践中容错的能力、多元理解的能力以及宽和包容的人格特征。在重复套路中，原本活泼的心智可能会变得倦怠、恍惚，长此以往只会训练出懒散的心智和脆弱的意志。

我们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观察，忽视了事物内在的本质。心智习惯于浮光掠影，很少深入思考。杜威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虚心的态度实际上是智力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而这与固守旧观念、拒绝新知的封闭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过于追求表面的速度和效率，忽视深度思考，这是虚心的敌人。在教育领域，如果我们只是机械地要求学生遵循固定的步骤和程序，而不鼓励他们自主探索和创新，这无疑是对学生智力发展的巨大阻碍。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反省思维能力，反而可能让他们陷入思维的误区。

谈及习惯，我们需要审慎对待。习惯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留下的痕迹，是发展的路标。积极的习惯具有理智和道德的教育价值，它能让我们更加熟练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坏习惯却是一种与智力相脱离的动作模式，它忽视人的成长和发展，使我们陷入简单的重复和机械的动作中。区分好习惯和坏习惯的关键在于，它是促进我们智力发展和精神成长的动力，还是仅仅是一种牺牲个人理解力的机械技能。

当心智训练的材料被固化为套路时，就像重复的谜面，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和意义。文学鉴赏本应是一个开放的、富有创造力的过程，但过度的模式化和套路化却让它变得枯燥乏味。这种僵化的学习方式无法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反而加深了对语文的误解和厌恶。

学习的本质应是主体积极参与、心理与材料相统一的过程。快速学习往往忽视了这一特点，将知识和能力割裂开来。形式训练理论将人的活动、能力和材料分开，强调我们只有对具体事物进行看、听和记忆的能力。真正的熟练活动，如溜冰、谈话、欣赏音乐等，都是心理与材料的完美结合，不存在孤立的方法和材料之分。如果我们把动名词分开，将认识和感觉孤立开来，那么我们的心智将无法真正理解和感受事物的本质。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在实际的经验中感受、思考、探索和创新，让他们的心智得到真正的锻炼和发展。

心智的成长并非简单的二元结合，而是经验、环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真正的经验是承受并承担结果的过程，而非简单的结合或模仿。

套路在学习中的广泛应用，与资本化的学习模式密切相关。从考试和练习的角度看，套路似乎是一种得分秘籍，被辅导机构和教辅编写者广泛推广。但实际上，这种学习模式背后隐藏着对教师教研的极大压力。教师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不断研究套路，将知识型工作转化为操作型知识，以便让学生大量刷题。这种泰特教学模式的成功在于解决了质量与成本的对立问题，实现了低成本且高质量的教学。

这种效率导向的教学模式也存在问题。在泰特生产模式的转换过程中，个人隐性的知识被选取并转化为明确的编码知识。这种模式下，个人的能动性被阻碍和控制，工作被分解成简单的常规型活动。到了数字泰勒主义阶段，知识型工作的收集、编码和数字化处理变得更加娴熟，但员工的分析能力却在下降，许多工作被固定的格式所取代。

套路的开发完成了知识性工作与操作性工作的转换，这在培训机构和重点学校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这些机构高薪聘请精通套路的毕业生，以应对泰勒生产模式下细致分工带来的挑战。在这种模式下，人的学习与精神成长被侵蚀，学习的内在意义被侵蚀。

心智的成长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旅程，从熟悉的港湾出发，向着未知的远方航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熟悉的领域，而要勇敢地探索新的领域，利用已知去理解未知，让平凡的事物焕发生机。在学习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令人厌倦的内容，外在压力也会带来焦虑和恐惧。但世界仍然会以它的秘密来挑战年轻的心灵。当学习者满足于重复已知的内容时，他们的智力发展可能会停滞不前，心理上也会更加强烈地依赖熟悉的路径。学习动机可能会逐渐转向外部奖励，原本吸引他们的学习内容也变得乏味无力。

面对复杂的理科题目，我们需要迅速准确地判断需要运用哪些原理，考察哪些知识点。而在文科考试中，我们需要揣摩出题人的思路，理解并回应答案。尽管文科没有标准答案，但总会有参考答案作为指引。学生们在追求高分的过程中，往往会放弃自己的理解，去迎合那些标准答案。

在标准化考试的背景下，我们总是追求标准答案。即使面对主观题，我们也会对照参考答案来寻找差距。“寻找标准答案”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个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从早到晚沉浸在题目和反思之中。当我们过于依赖标准答案时，就会逐渐丧失应对复杂事物的能力，以及提出问题的能力。我们将失去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能力，无法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全球工作机会的流动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在职位拍卖中，往往采用荷兰式拍卖方式，通过不断降低价格来竞争。在经济世界中，脑力国家和体力国家的区分逐渐模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拥有高技能、低工资的劳动力队伍。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日益平坦化，我们应该关注如何以最具创造性的想法提高竞争力，而不是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在人才培养中，“竞优”指的是培养创新人才，他们能够面对不确定性并具备提出问题的能力。而“竞次”则是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追求不出错，总在寻找标准答案。

由于总是存在唯一答案的信仰，我们可能不需要去质疑老师的结论。我们很容易相信并牢记课本上的知识，而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变得害怕不确定的结果。因为不确定的结果意味着可能的失败和较低的分数，这从心理上给我们带来了恐惧。智力一词由“在其中”和“选择”构成，意味着要在各种可能性中作出明智的选择。真实的世界不是做选择题的地方。

进入大学后，我发现自己的学习方式非常不适应新的环境。高中的学习过于应试化，过分依赖考纲来把握历史脉络和体系。现在的学习更具挑战性，需要我深入材料获得辨别力、判断力与鉴赏力。我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于教材所强调的确定性知识与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差异。我需要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去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这不仅意味着要掌握原则和方法来处理新问题和新情况的能力还需要具备深入分析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来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未经训练的心灵倾向于断言和固定不变的事物但它们并不代表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来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和适应能力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而是学习者经历知识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获得成长。当前的教育方式往往将学习材料“对象化”，过分强调记忆和程序化操作，忽视了学习材料和心智成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法激活材料所蕴含的教育活力。

为了真正经历知识，我们需要“打开”间接经验，激活其中的思维活力。学习材料应当扮演知识经纪人的角色，成为心灵从疑难通往发现的桥梁。它们应该是可靠、确定、既成的材料，能够压缩和精简人类以往的经验成果，以可用形式呈现。好的教材应该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引导学习者在探索中不断成长。

教科书所呈现的知识往往局限于经验逻辑层面，而真正的教育需要探索经验的心理层面与逻辑层面的区别。探险家的田野笔记是教育过程中的宝贵工具，它记录了过程中的细微要点，强调了过程的重要性。学习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是经历知识的过程，需要将经验心理学化，即“知识认知化”。

实验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常常充满了挑战和失败。在实验中，理论预言可能会面临现实的挑战，但通过反思和调整，我们能从中学习并成长。这时，我们需要的是探险家的田野笔记那样的细致观察和分析能力，而非简单的结论和理论。这种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学习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习”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是经历中获得的能力和知识，并非静态封闭的，而是体现在具体情境中的人的主动实践中。真正的知识是与行动能力紧密相连的，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习者的实践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和能力。

技艺与时间：实验室里的成长与课堂的活力

当谈及教育的深度，我们不仅谈论知识的传递，更关注思维过程的锤炼。如同古老的匠人锻造绝世宝剑，每一次授课都是对学生思维的锻造过程。这不仅是对知识的探索，更是对心智成长的历练。在教育的熔炉中，技艺与时间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习惯。正如费希特所言，教育的本质在于过程，而非单纯的事实传授。教师如同导演，演绎知识的诞生与成长过程，而非仅做知识的旁白者。而课堂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师生间活跃的互动和思维的运动。数学老师在黑板前的习题解答过程，是展示思维的绝佳舞台。他们虽然可能遭遇推导的困境，但正是这种困境，使得课堂变得生动起来。他们的每一次思考都引发学生的共鸣，师生共同在思维的海洋中遨游。

说到北京大学黄子卿先生的“物理化学”课程，我们不得不提他那本精当的教纲。学生们拿着大纲和范例，自己琢磨、小组讨论。这样的课堂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智的成长过程。知识在这里不再是冷冰冰的事实，而是经过学生心灵触摸后的认知。施赖尔马赫所描述的知识理念觉醒的一刻，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学生意识到理性与自我理性并存，思考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真正的觉醒和体验。他们认识到，教育并非简单地接受知识，而是一个动态、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思考的魅力，从而主动投入其中，享受学习的乐趣。而当他们真正理解这一点时，也就摒弃了浅显的表面学习，走进了知识的深处。而知识的真正经历并不意味着快速跑马观花式的学习或是繁杂无序的学习过程。真正的知识经历是深度的、富有思考的。仅仅靠记忆或是接受的学习方法是浅尝辄止的尝试；它需要反复的验证与实践和真正的互动过程才能真正转化为个人的认识和理解。许多学生所经历的教育阶段其实仅仅是一个短暂的体验过程，因为他们一直在被动地接受信息而不是主动去寻找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学习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理解或吸收任何知识信息只是机械地记忆和复述而已这导致了他们虽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却无法真正掌握所学的知识甚至无法将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去。真正的教育是一个深度探索的过程需要我们在自由与训练之间循环往复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和精神生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我们真正地去体验和实践知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文字或者是屏幕上的图片我们需要深入其境才能真正理解并掌握其中的真谛与精华最终拥有“属己”的认识——那是真正属于我们的知识经历和经验积淀是我们内心成长的见证和标志也是我们心智成长的见证和纪念。只有当我们在深度学习中真正经历探索的过程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认识。因此浪漫阶段的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空间让我们可以自由地探索、发现和创造为我们的心智成长和知识经历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开启我们的心智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知识的力量和魅力感受到自我成长的喜悦和成就感。因此我们应该珍视每一个学习的机会用心去体验和实践知识让每一次学习都成为一次真正的探索之旅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遨游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在孩童的懵懂与好奇之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无限可能的世界。就像迷雾中的灯光，或是海滩上若隐若现的脚步，让孩子们不断地推测、调动已有的经验来探索这个新世界。他们在这个阶段，就像是在纷繁复杂的动态中，自由甚至随机地联系和学习，让身体与情感都有了更深的连接。

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浪漫阶段，知识的海洋以语言、声音、形状和颜色等不同形式涌入他们的生活。这个过程如同一场冒险，激发着他们的感情和鉴赏力。学习的精髓在于在这个知识王国里遨游，并激发大胆生动的创新。这个阶段的学习还缺乏必要的克制和约束，若操之过急，可能会挤压、切割这一生机勃勃的心智成长过程，只剩下训练的精准与专注。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撇开了浪漫的探索，学习将变得沉闷无趣，知识也将变得枯燥无味。没有冒险的精神，我们可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认知，无法深入理解知识的背后。而当知识转化为力量时，真正的智慧才得以显现。这时，知识的细节已经融入我们的习惯中，成为下意识的反应，我们开始积极地运用已经透彻理解的原理。这就是怀特海所说的：“当你丢掉课本，烧掉听课笔记，忘掉为了应付考试而背诵的细节时，你的学习才真正对你有用。”

大学教育的理想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力量与思维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经历疼痛与生长的精神生活，需要主动地思考、正确地提问。敢于挑战、敢于提问、敢于将自己的思维打破重组，这是大学学习的真正意义。

好的教师如同一个教练，他们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向他们展示思想的力量与美感，以及提问的艺术。他们的提问具有价值、挑战和刺激，引导学生们深入思考。上课的要点不是单纯的知识内容，而是听教师的学术观点、他们的思考方式。教师需要打破学生的固有观念，引导学生们深入事物的底层，进入事物的褶皱处，仔细观察、反复揣摩，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经验。

有效的教学不仅仅是传递特殊的信息或教训，更是引导学生们反思、怀疑、探索。教师需要刺激学生，让他们从已知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进入真实的、复杂的世界。这种怀疑会变成学生身体的一种感觉、一种日常状态，影响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于是，他们拥有了反省的注意力，这是反思性思维的第一步，也是把握问题和疑难的能力。

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思维习惯的培养和智力的训练。一个好的教育应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冒险精神、思考能力，帮助他们将知识转化为力量，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面对新的文献，我虽能快速理清逻辑、找到答案，却很少产生疑问，也较少深入思考。即便在认真备考时，我总会发现未能触及考试要点。

她对此感到苦恼，因为没有疑问作为注意的基础，她容易忽略内容的深层含义，智力的内在控制力并未得到充分激发。真正的读书过程需要长时间浸润在材料中，唤醒自身经验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需要主体拥有积极的学习实践，将动宾融为一体，转化为动名词化的学习模式。这样的学习不仅是心理化的认识过程，更是精神成长与生命实践。她的困境在于缺乏问题意识，这源于她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验在过往学习中的被忽视与压抑。

她习惯于快速获取知识，用线性思维寻找问题的答案。这种“经过”知识的方式，未能真正“经历”知识，将知识认识化，无法在认知中拓展经验。真正的经验识知需要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转化为傍身的能力与生命性情。这是一个复杂、生态的慢知识、慢学习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者需要带着疑问和假设，积极寻找和选择恰当的材料进行证明或证伪。这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旅行，带着自己的经验不断遇见不同的灵魂，在不同文化、不同世代的意义世界中洞察世事、探究人性。

她在学习时未能找到新的学习方法，仍停留在旧有的套路中。这些套路正是快速知识的内核，是一种可复制、迁移与嫁接的“类型化”知识。这种“标准化”的方法强调方法优先、范式优先，使得各领域的知识边界不再清晰。熟悉的知识仿佛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却是那些能够激发我们实践感的智慧。当知识变得与个人的经验和生命不相干时，它便失去了意义，变得冷淡而遥远。

当代社会，碎片化的时间打破了时间上的稳定结构，导致信息的碎片化和空洞的内容。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变得重要，但真正的理解却需要平缓而漫长的过程。多任务处理需要“超注意力”，但在信息碎片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注意力变得分散，无法在多个任务间保持专注。

站在外面匆忙一瞥的人已经失去了真正感受与表达的机会。他们忙于在冗余信息中寻找拼贴现成的内容，却忽略了真正的经验积累。他们不再需要真正地经历事物，只需要一项履历和指标来应对现代工具理性的计算与兑现体系。

那么如何平衡多重任务呢？通过快速进入和完成任务的套路，在新领域中复制、衍生和增值。使用程序化的方法来寻找数据之间的关联，用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就是这样”取代“为什么”。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多任务处理的需求，同时保持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和个人经验的积累。我擅长应对考试和撰写课程作业。每当期末考试来临，我总是会先找到往年的考题，通过分析题型归纳考点，对照课程大纲和历年试卷，明确每个知识点对应的型和数量。这样的准备让我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复习。

对于课程论文，我采用不同的策略。比如政治课、通选课以及其他专业选修课，我会在选题上费些心思。我倾向于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结合本专业的研究问题与所选课程，既展示融合思维，又避免在老师擅长的领域班门弄斧。通过这种方式，我取得的成绩往往都很不错。

杨的“跑”法使她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始终保持领先。她热衷于跨学科研究和前沿研究。所谓前沿研究往往是尾随型的小研究，是在同一研究范式下的精细化探索，可视为原有范式的衍生和拓展。这种研究需要积累、肯定性，更符合绩优原则——数量多、时间短。

对于我所从事的行业，我充满热情，并急于求成。我会设定明确的目标，比如在这半年内完成某项任务并投放出去。

相反，原创性研究则需要重回基础，对重大议题及现有知识的品质进行反思。这种思考是犹豫的，需要停下来认真审视，不忽略认知上的任何疑点。它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并需要勇气去坚持。认知是一个否定性的过程，包含甄别、提炼和实践。

经历和经验带来的认知可以彻底改变既成的事实并创造出全新的事物。在这个信息社会里，经历式的学习尤为重要。尾随型研究与接受型学习相似，都习惯演绎思维、着迷于抽象规律。只要足够抽象，就能提炼出清晰的概念和简单的框架，进而生成炫目的解释框架与理论模型。这种学习方式可能让学习者失去安静沉思的能力。如果思考没有套路、没有既定的路径，需要沉浸其中并关注细节，那么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过程太过繁琐而不再追究“为什么”，转而更关注“如何做”。他们忙碌于不断承接任务，不敢停下来。就像尼采所说的“末人”，他们热爱新奇陌生之物，却无法承受自我。他们内在缺乏充实的内容去等待，甚至连偷懒的耐心都没有。

我是谁？我是一个在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是高考制度下的幸运儿。十二年的学习让我擅长应对试卷和题目，找到最高分的答案。我的目标就是沿着由试卷和分数铺成的路走下去，直到进入最高学府。现在，“自我教育”的时代开始了，我需要思考如何通过自身的理性和力量过得更加充实，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熟悉的赛道中追求高分。

过去的教育是填鸭式的，学习者只需按照安排投入一定的精力即可取得成果。但现在，我需要自己决定投入的方向和力度，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塑造一个内在丰富的人？一个拥有理性、情感与意志的人？这需要在现实的大海中训练自己的力量感、方向感与判断力等。

认识自己在大学阶段尤为重要。大学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学习者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塑造独特的人格，探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认识自己”也被挟制着变成了“塑造自己”。通过数字认识自己、展示自己，让他人、让制度了解自己，从而获得“可见度”，让奖赏制度一眼就能认出我。要在群体之中崭露头角，让自己成为焦点，首要之事便是提升自我可见度，使自己脱颖而出。在与同龄人的赛道上领先并非易事，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人与制度间的博弈和塑造过程。为了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必须洞悉评价标准的深层逻辑，理解其背后的制度要求，并据此规划自己的发展路径。

我们都需要不断反思自问：我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哪条道路最适合我？我如何能做到最好？所谓的“适合”，就是那种能被认可、被肯定的状态。那么，何为“肯定”？它意味着在付出适中的努力后，仍能获得积极的回馈。

决策时，我们需要运用策略性思维，理智地评估目标、条件和当前状态。例如，在选择课程时，应避免盲目追求人数少的课程，而是要全面评估课程的性价比。还要学会客观量化自我，将自己的特长、相对位置以及主要成就转化为可度量的指标。这意味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赛道，明确叙述主线，建立证据链条，以各项活动和指标来呈现自我。

竞争已经内化为自我竞争，我们需要更快、更高、更强。在此过程中，“能够”的自我驱动比“应该”的外部要求更加高效。这种自我驱动不仅仅是激情的投入，更是意志的力量，它让我们蔑视客观条件，摆脱理性束缚，以“能为”替代“当为”。这不仅需要非理性的激情，更需要承担道德上的责任。

以一位名叫“秦奋”的中学生为例，她在陌生环境中通过努力学习证明自己，将学习视为道德责任。她通过极度压缩自己的时间来提高效率，甚至牺牲休息和娱乐时间。这种自我剥削式的竞争导致她陷入持续的焦虑和压力之中，最终导致了身心的崩溃。她的故事揭示了现代绩优主体的典型心理机制，他们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断与自己抗争，最终可能导致自我瓦解。

在疯狂的竞争中，绩优主体被困在自我剥削的循环中。他们无法从中抽离，无法真正进入世界，只能困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这种绝对化的竞争最终可能导致精力的枯竭和自我的瓦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代竞争的本质和影响，寻找更加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模式。

每个学期，我都会肩负起25个学分的课程重任，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常常需要熬夜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我的工作时间是全天候的，零点睡零点起，一周七天无休。这种忙碌的生活让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情感和社交能力，每天焦虑不安，近乎崩溃。尽管我在微信上收到家人和朋友的关心时会感到感动，但回应他们却感到力不从心。

我形容自己已“社会失能”，感觉人际互动和情感生活都已经离我远去。我面临的时间压力是累积性的，就像在高中时，每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为了节省时间，学校甚至把高三宿舍楼安排在教学楼对面，只有周日下午才能离校半天。即使是这样短暂的休息时间，我也会因为担心浪费时间而感到莫大的焦虑。我把制度的“应当”转化为自我优化的“我能”，尽可能地提高时间和空间的效率。每分钟、每件事都要有明确的用途和价值。同学间的情感交流和社交活动都被我视为没有生产性的活动，从而被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虽然我是学校的“清北苗子”，享受着特权，但我也因此变得孤独，缺乏人际交流。

尽管社交媒体发达，但它并没有让我的人际交流和社会互动变得更加便捷，反而让我更加感受到情感的剥夺。每个赶作业的深夜，我都希望能有人陪我聊天，缓解疲劳和焦虑。但在微信朋友圈里，我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共情的人。

这个忙碌而孤独的年轻人还在不断加速，效率已经成为他从各种连带中抽身的工具。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一切关系都变得脆弱。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他通过确认自己的成绩来与他人分离，将他人变成自己的参照物。这种奖励性的逻辑使他更加牢固地陷入自我之中。同学关系，本应是人生重要的情感关系之一，现在却变成了临时的同事或偶遇的同好、点赞者或围观者。朋友圈的功能也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展示者刻意经营自己，提升自我感受，同时心理上又依赖他人的点赞。

杨同学在攻读博士学位后遇到了真正的困难，竞赛规则变得充满探究性与实验性。她渴望获得正反馈，因为外部奖励已经成为她学习的主要动力。她深陷与学术、导师、制度的矛盾之中，这是制度塑造的“拔尖学生”成长的典型困境。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无法从学习和成长中产生价值感，习惯于依赖他人的奖赏和肯定。学术工作充满不确定性，要求他们沉浸并献身其中，与名利无关。成长意味着能“自知无知”，能主动走出舒适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并非“自我中心主义”，他们需要学会独立自主，不再依赖心理撒娇。

极端的“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虽然重构了学习生态，但它割裂了师生之间的引导关系，将学生置于激烈的竞争文化中。这并没有让他们更自主，反而使他们更加脆弱和依赖外部反馈。我所体验的学习压力与荣誉息息相关，闲暇与快乐似乎成为了学习的对立面。我的每一步学习之路都充满压力，与周围人的看法以及老师和家长的“非物质性”奖赏紧密相连。在行为心理学的指引下，一些制度巧妙塑造并控制了学生的表现。他们仿佛操纵着那些追求卓越的学生，将他们打造成一个个顶尖者。当积极的激励减少或消失时，这些学生可能会陷入一种深深的厌倦和意志缺乏的状态。他们可能不再渴望学习，甚至无法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拖延症便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

在没有明确目标作为驱动力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缺乏前进的动力。那些戏称的“极限操作”，如通宵达旦地准备报告或考试，其实是拖延症的应对之策。就像一位大二学生所描述的那样，他的生活状态看似平凡无奇，但却深受厌倦和焦虑的困扰。他对学习简单的知识内容感到轻松，但对复杂的内容则选择回避或照抄答案。他既不愿过于努力，也不愿放任自流，陷入了所谓的倦怠综合征的困境。这种厌倦感是一种能力危机，习惯不工作并回避责任，最终使他的精神陷入一种无精打采的状态。他的惰性表现不仅仅在于行动上的拖延，更在于心理上的麻木和回避。这种惰性的表现并非单纯的不努力，而是夹杂着向善的决心和徒劳的努力，最终可能演化为一种长期的意志消耗。

有些人却能够在自由的学习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他们不被外在的奖励所诱惑，而是追求内在的满足和奖励。他们能够在研究中找到乐趣，对知识的探索本身就能让他们感到满足和快乐。他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享受过程带来的内在目的和方法上的满足。这种直接兴趣是他们正在发展的力量的象征，也是他们全神贯注于所做事情的证明。正是这样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安顿自己，走向更大的世界。

与此有些人通过不懈努力和大量训练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思维水平。例如，朱“竞赛”花了三周时间复盘别人的经验，寻找问题并加以解决。虽然过程中可能缺乏热情，但他们明白只有通过努力和实践才能取得进步。他们宁愿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解决问题，也不愿无所作为。这种韧劲和毅力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关键。他们的目光并不被有限的时间所束缚，而是追求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并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他们知道只有不断地努力和探索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在大学里，参与课程中的各类project，尤其是科研中的project，是提升个人专业技能和积累经验的重要途径。亲身参与多个project的实践，才能真正理解何为经验。只有通过不断挑战自我，才能真正提升自我。

由于我热衷于参与竞赛，我深知每一道竞赛题目背后都需要长时间的深度研究。面对难题，我承受过打击，甚至每天都面对挫败感。这些经历锻炼了我的毅力与坚持。我意识到，真正的进步来源于对挑战的热爱与投入，而非仅仅追求表面的成果。

他即将步入硕博连读阶段，对于未来的研究有着清晰的认知。他明白，博士阶段的研究要求在某个特定领域达到专家级别。他所做的虽然是一个看似微小的问题，但在整个大的project中却是关键的一环。他相信，只有持之以恒地深入研究，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关于研究，他强调真正的科研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不是追求快速发表多篇论文。他不受外界评价制度的影响，坚信科研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而非成果的数量。他愿意为了一个问题的解决，持续不断地努力。

朱同学的竞赛经历展现了他的坚韧不拔。他不怕速度慢、不怕看起来笨，他相信日积月累的努力会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对于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形成内在的节奏，他认为大学阶段不仅仅是学习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来塑造一个新的自我。规律的学习、锻炼、作息以及经济独立的目标，都是他为了实现内在生活的平衡而努力。

实验室工作的繁琐与不可预见性，需要语言学习的精确规划与成就感来平衡。通过慢慢摸索，他在紧张与高控、自由与自律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他逐渐接受生活的平淡与日常，通过反复练习建立了自己的秩序。

何同学的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她虽然面临贫困的境遇，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经济独立，并在关系中展现担当与成长。她知道每个人的路都是独特的，她选择走自己的路，并珍惜自己的成长经历。

这些叙事提供了对于当今大学教育中的疑问的另一种解法。真正的成长不是追求快速成功的捷径与套路，而是面对挑战、接受平凡、坚持自我、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在古老而崭新的中华大地上，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场改革，不仅是知识的更新，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融合［1］［M］。

走进新课程，仿佛置身于一个变革的漩涡之中。课程不再是静止的，而是与每一位课程实施者展开了一场生动的对话［2］［M］。在这个对话中，我们看到母职的经纪人化，这是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如同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追求［3］。

与此学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高考改革也在悄然进行。它们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约翰·杜威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作品，为我们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未来方向［4］［M］。而克伯屈的学习理论、怀特海的教育观以及欧文·白璧德的文学理念，都在为我们描绘一个多元化的教育世界［5］［M］［6］［M］［7］［M］［8］［M］［9］［M］［N］。

全球拍卖的未来教育告诉我们，未来的社会需要我们接受怎样的教育。我们需要思考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苏轼的诗歌和钱锺书的《管锥编》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与深度。《废墟中的大学》让我们思考大学教育的真正意义［10］［M］［11］［M］［12］［M］［N］。

韩炳哲的作品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社会的精神面貌。《精神政治学》揭示了社会的深层结构，《爱欲之》《倦怠社会》等作品则让我们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小镇演说家》如同一扇窗口，展示了当代青年的风采和思考［P］［Q］［R］［S］［T］［U］。

站在这个变革的十字路口，我们不仅要深入理解教育的内在逻辑，还要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每位学生的发展这一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按照原文顺序排列，部分文献略去出版社和页码信息）

作者：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文章来源于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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