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忆父亲_父亲节忆父亲_五绝
父亲节忆父亲
（这是父亲最早的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大概拍于1945年）
都说父亲如山，我的父亲同样如山。从他过去的讲述中、从母亲的口中、从他战友的回忆中，更重要的近年来从他过去的笔记、日记中，父亲的点点滴滴故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出生在江苏泗阳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是长房的长子长孙，全家族为了今后能出人头地，集体出资供他读书。父亲也十分争气，无论是在私塾还是后来上了新式学堂，各项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他成了洪元乡一带穷人孩子的榜样。抗战后没多久，父亲的家乡逐渐成为八路军的根据地，再后来是新四军三师（黄克诚）、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部活动的接合部。父亲刚进初中就受到共产党组织的注意，不久由严良材、耿开扬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之一耿开扬，抗战结束后随军进入东北，在当时的二航校任职，现在云南空军某干休所休息)。接着组织上安排他去八路军随营学校淮海学校培训了一个阶段(学校支部书记李文涛,后来也到新四军军部,任参谋处某科的支部书记,是不是与父亲调动的就不清楚了)。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家里有一个初中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事。1942年前后，党组织上分配他去新四军工作。临出发前父亲向父亲的父亲辞行，说是出去做生意干点小买卖。父亲的父亲听了后意味深长地说你也在里面啊。原来，父亲的父亲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在数个交通员的带领下，父亲和一个叫倪治平的同志，带着淮海区委介绍信，沿洪泽湖南下，徒步跋涉数百里，到达安徽省天长和来安交界的位置，那是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转移关系后分配到位于淮南大王庄的新四军政治部。经过三个月的速记强化培训（培训老师之一就是粟裕的夫人楚青），父亲分配到秘书处担任速记员。父亲在政治部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不久就调到参谋处任书记、参谋（那时还没有司令部的说法）。这期间经历了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国共内战。父亲随着部队进苏中、撤苏北、退山东，又随着华野（三野）开始反攻，父亲跟着华东军区的指挥机构转战苏鲁各地。1948年随着解放军在华东战场的节节胜利，整个华东地区的国共战略态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日子指日可待。三野为培养大批干部，决定进一步加强华东军政大学的建设。父亲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调入了学校从事学员管理工作。共和国成立初期，刘伯承奉中央之命，以华东军大、华北军大各一部分为基础，在南京创办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化、现代化的军校军事学院。父亲理所地成为了军事学院最早的工作人员。他从最初的院务部到队列部再调训练部，后来又在1958年到军事学院合成军队指挥系脱产学习，毕业再回到训练部的工作岗位，直到1965年初。当时父亲率工作组在下辖的单位进行“四清工作”。
（出生百日的我和父母合影）
那时学校放了寒假，1月30日是回学校检查作业的日子。早上父亲还喊我们起床。我从学校回来直接就和几个同学去爬紫金山。等到下午回家，才知道父亲已经送进南京军区总医院并且报了“病危”。原来父亲喊我们起床后就中了风。训练部的保健医生看了后说没关系，可能是累了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中午前后母亲怎么也不放心，请来了中医专家马军医，马军医一看就要求立刻送医院。幸亏母亲的决断，否则父亲这座山那时就会倒了。父亲虽然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但从此离开了工作岗位。有诗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父亲则是“壮志未酬身先倒”。那一年他39岁。
父亲是个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在他们那一代人看来，子女不属父母所有，将来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严格教育是必须的。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们从上幼儿园就开始了集体生活。大了点后，许多事必须自己动手。家中虽有保姆，但我的内衣袜子等是要自己动手洗的。钉扣子、缝被子，甚至给布袜子上袜底，同样全是自己干。睡觉哪有枕头？用报纸一扎套个枕套就它了。
父亲在家庭上还是我的楷模。母亲生我后就得了癫痫，母亲1955年转业后就没再工作。为了治好母亲的病，父亲寻遍了南京及周边的大小名医。凡是听说有治病的偏方都不惜一试。在我们家，最好的水果永远是母亲先尝，西瓜中无籽的那一段永远是留给母亲的。不想父亲中年病倒，母亲又承担起照顾他的全部责任。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携手走过青年、中年进入老年。
（70年代全家合影）
和父亲在一起共同生活，满打满算也不过16年，但他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当兵前时只是个小屁孩，而父亲自我小学毕业后的13岁起，就再也不把我当孩子看待，家中事务无论大小都会征求我的意见。1966年秋季红卫兵串连兴起，还在杭州疗养的父亲专门打电话告诉母亲不要拦阻我的出行，一个男孩当勇闯天下。于是我和7个同样才13岁的男生北上去了北京等地。1967年南京武斗盛行，军事学院也不安宁。夏日的一夜，枪声划过夜空，不久对立双方的广播都传来打死人的消息。地方造反派要冲进军院抄家的传言甚嚣尘上。父亲一天让我将背包带拴在阳台上，并塞给我几十元钱后对我说，如果造反派来抄家，你带着妹妹就顺着这背包带逃出去，然后沿着大运河回苏北老家。这时父亲已完全将我当作大人看待。
我当兵后家里来信基本是父亲写的。在信中除了家中琐事外，更多的是谆谆教诲。他常常会告诉我当年他自己在工作中的得失、经验教训，教导我既要学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每次回去探亲的短暂时间里，我们父子常常会聊到深夜。连母亲有时都会不无忌妒地说你们爷儿俩哪有那么多话。当兵前父亲对我说过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言必信、行必果”。这话来自《论语》，它告诉我应该如何做事。第二句是“忍耐于朋友一时，以免失去他永久”。这是一句国外谚语，它告诉应该如何待友。第三句话是“我可以装傻瓜，但不能把我当傻瓜”，这句话的版权在父亲那，它告诉我应该如何看利。至今我还清楚记得父亲告知的这三话话并以此为处世的座右铭。
（父亲生前一次全家合影）
1969年中央军委下令撤销军事学院的编制。一个曾经的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亚洲最大、学科最全的学院，在她即将满20周岁的时候从军队序列中消失。按当时的政策，休息干部可到自己或配偶的原籍分散安置，这样父亲到了母亲的原籍湖北。父亲后来又得了心脏病。在他那个干休所里，叔叔们都戏称他是“一号种子选手”，但他始终乐观开朗地活着，倒是许多原比他身体好的叔叔走在了他的前面。1995年11月，父亲又因心脏不好住进了医院。一天母亲来电话说你回来一趟吧，爸爸有话和你说。接了电话后，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我急急忙忙赶回。父亲见到我只是说，逸峰回来啦，然后就聊起别的。那几天我天天在医院陪着父亲。一次我扶他散步，在走廊上他若无其事地对我说逸峰，我死后你就把我的骨灰撒了，撒入汉江。他边说边用拐杖在地下比划着。你看，这是汉江，往下是长江，顺着长江我就漂到镇江，然后顺着大运河我就回家了。听他一说，我双眼一下潮热起来，原来这就是他要告诉我的话，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在安排后事。回武汉后12月的一个晚上，小妹来了电话，父亲病危的噩耗传来。我和武汉的妹妹连夜往襄樊赶，但我们再快也没有赶上死神的步伐。大面积的心肌梗塞使父亲离我们而去，这一年他69岁，离70岁还差13天。“九”成了父亲永远跨不过去的一道坎。
父亲去世10年多了，但我总感到他还活在我的身边。时而和我娓娓聊天、时而和我讨论时政。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感觉我对父亲的了解太少太少。这，已成为我深深的憾事！在这个父亲节，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
体验新版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