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社会具备对社会资源的强大控制和调动能力，能够动员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建设。良渚古城内城的城墙宽达数十米，其墙基由石块和黄土构成，这些材料均从别处运来，工程量巨大。良渚古城附近还修建了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包括多条水坝，可能具有防洪、灌溉和运输等多种功能。这些工程充分展示了良渚社会顶层权贵阶层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良渚社会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在古城内，发现了巨型高台和高等级建筑，这是城内最高权贵——王的居所。在古城内外发现了多处贵族墓地，这些墓地规模庞大，随葬品种类丰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般社会成员的墓葬，随葬品寥寥无几。这种悬殊的差别表明，良渚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形成了由王、僚和富贵阶层构成的统治阶级以及广大庶民构成的被统治阶级。
除了良渚古城，长江下游地区的其他遗址也展现了相似的文化特征。这些遗址虽然规模略逊于良渚古城，但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玉器带有与良渚古城相同的神徽，表明它们与良渚古城具有相似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和祭祀体系、社会结构和资源调配模式。这说明良渚文化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区域性政体。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并非和平安宁。高等级墓葬中普遍随葬武器——玉石钺，一些墓葬中的人骨上留下了被兵器砍伤的痕迹，表明暴力和战争成为了常见的社会现象。
揭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绵延不断
当我们回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程，良渚文明只是其中的璀璨篇章之一。文明的曙光在中华大地上多个区域同时绽放，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并历经数千年不曾中断。
在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距今约五千年前，这里已是红山文化的晚期。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等级墓地的发现，展现了社会分化的迹象。精美的玉人、玉鸟、玉龟等玉器随葬，表明权贵阶层掌握了宗教祭祀权。位于遗址最高处的祭台和神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宗教和礼仪活动中心。新发现的辽西地区大型中心性遗址，可能标志着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可见，辽河流域的社会分化已相当严重，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在中原地区，距今约六千年到五千年的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出现了大型聚落遗址密集分布的现象。西坡遗址的中心广场和大型房址，可能是权贵阶层的居所和重要仪式场所。公共墓地中的大墓规模巨大，墓主人随葬精美武器和陶器，显示了明显的社会分化。铸鼎原遗址群的出现，与黄帝传说紧密相连，为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增添了神秘色彩。
随着时光的流转，到了距今约五千年前，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晚期也迎来了社会分化新阶段。天门谭家岭、城河城等多座城址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变化。城址周围的壕沟和公共墓地，以及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巨大差异，揭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玉石钺的随葬品表明，一些男性事首长掌握了社会指挥权力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
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也展现了各地区文明的相互交流借鉴和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中华大地上各地区文明的发展犹如繁星璀璨，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在黄河下游的古老土地上，孕育出了华夏文明的曙光。这片土地上的史前文化，虽然起步较晚，与淮河流域的文化紧密相连。在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约距今4800年前的公共墓地，墓葬中的玉器与彩陶器皿精美绝伦，有的多达近百件。这些墓葬中，男性墓主的身边往往伴随玉石钺这样的武器。墓地规模的巨大与随葬品的丰富显示出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分化已然显现，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随着时光的流转，大量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事实：在距今约5000年前，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中华大地各处开始显现贵贱、贫富的分化，各地的领袖人物逐渐掌握了集权、神权及社会的管理大权，标志着各地相继步入了文明阶段。初期的中华文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绽放光芒。在这个文明的丛林中，各地区在各自的环境、社会结构、运行机制及宗教观念等方面各有特色，相互交流，呈现出多元一体的趋势。特别是中原地区，凭借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和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以礼仪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明形态，对周围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和核心引领者。
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交流互鉴的历史。例如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与安徽凌家滩遗址，虽地处远方，却出土了形制相近的玉人、玉龙等珍贵文物。这些交流互鉴的文明成果，正是中华文明多姿多彩的生动写照。考古发现也表明，农业的繁荣为文明的存续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最初的栽培农业到制陶、制骨等手工业的兴起，再到社会的分工与分化，每一步发展都为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作者王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历史学部主任，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他的研究揭示了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互相借鉴和兼收并蓄的能力，这种能力成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此基础上，华夏儿女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积淀、心理认同和礼制传统，为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