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杂志，自1985年创刊以来，始终坚守着一种信念和使命。这份由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综合性思想文化月刊，汇聚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智慧与热情，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思想魅力，已然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杂志的创立得到了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题词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赞誉与支持，这足以证明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一直以来，“砥砺思想，宁静心灵”是它的追求，而“知识人写给知识人，名家作品名家看”则是它的坚守。在长达38年的时间里，《博览群书》始终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为广大读者呈现出一道道丰富的文化盛宴。
在《博览群书》2021年第四期的“文化经典与中国”专栏中，我们见证了《杜威五大讲演》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专栏是由杂志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共同推出的，旨在深入探讨文化经典与中国的关系。栏目主持专家李文堂为我们带来了生动而深入的分析。
回溯到20世纪初的中国，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转型，新旧力量的冲突、中外思想的碰撞异常激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创者约翰·杜威的访华，成为了当时思想界、教育界乃至政界的一大盛事。
杜威于1919年抵达中国，他的到来恰逢五四运动前夕。这次运动是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列强压迫的斗争的体现，深深感动了杜威，也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足迹遍及了多个省份，做了二百余场演讲。这些演讲主题广泛，涉及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西方思想史、学等，后来结集为《杜威五大讲演》。
杜威的演讲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无论是平民还是知识分子，都对他的话语充满了渴望。他的思想符合当时中国的时代潮流，即接受新知、寻求救国之路。无论是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认同杜威的学说。这是因为他的学说既符合中国的现实需求，又与中国传统思想有许多契合之处。他的深入观察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与欢迎。
第二章
杜威亲眼见证了五四运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虽未常被他直接提及于演讲之中，但却是其演讲背后潜藏的背景与问题意识。他不断在演讲中回应关于何为真正的爱国、未来中国应建立何种国家、社会及，以及个体与国家之间应有何种良性关系的问题。身为长者与师者，他评价学生运动的利弊，认为其利在于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政治、教育及商业，培养了公共利益与团结互助的精神；而其弊端则在于爱国心切，往往过于感情用事，难以专注于学业，造成教育方面的损失。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杜威强调，爱国心亦需智慧的引导。因为单纯的情绪并不稳固可靠，需要用理性的观念去引导、纠正，才能真正为国家带来福祉。如果仅仅凭借冲动行事，不仅无益，甚至可能带来危害。他建议青年人不要消极排外，而是要积极投身于推广教育、改良体育、发展实业、提倡国货，或提升平民的生产与消费力等事业。这些努力旨在增强国家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性，但必须以远大的目标为指引，辅以恰当的方法与坚定的决心。
杜威主张，研究中国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他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教训，认为辛亥革命的相对失败源于政治变革超越了知识和道德的准备。他认为，政治革命需要以思想革命为先导，生活构想控制着社会，因此政治必须与生活紧密相连。那么，如何进行理智的革命呢？在立场上，杜威强调知行合一，反对空谈。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坚信任何哲学命题的有效性都需要通过实际经验来验证。他倡导重行动、轻空谈的基本精神取向。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种实干精神的引入至关重要，为当时思想界注入了活力。在方法上，杜威倡导科学思维，注重具体问题的解决。他认为科学的价值在于其方法，并呼吁中国人运用科学的智识来指导一切。在目标上，他呼吁团结行动以实现共和。他指出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反映在政治领域则是党派思想强于国家观念。他认为建立真正的共和国需要养成爱自由的精神和共同动作的组织力。
第三章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许多先驱者对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内容给予了密切关注。例如，周恩来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称赞杜威的实验主义为最新思潮。杜威在蔡元培等人陪同下到长沙讲演时，毛泽东被特邀担任此次演讲的记录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人也都在信件和日记中提及过杜威的学说。这些表明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前，已经广泛了解了西方各家学说并吸收了其合理因素。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不仅引领中国人从旧思想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以科学理性唤醒了民主意识，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在历史的舞台上，李大钊与胡适的论争引人瞩目。这场论争，虽被后人描绘得刀光剑影，但实际上，二者在基本立场上并无根本分歧。胡适并非反对“主义”本身，而是反对将抽象的“主义”作为招牌，遮蔽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他强调，中国的舆论家应将各种“主义”作为参考资料，而不是口头上的口头禅。
李大钊同样不空谈主义，他认为学理是研究具体问题的工具。他强调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主义的本性原本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只是被一些空谈者所误用。李大钊与胡适的差异在于侧重点不同，但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并行不悖。
事实上，杜威本人也强调了目标指引和路线方法的重要性。他比喻我们的现实制度如同航海中的船只，需要罗盘和地图的指引。在这场论争中，背后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虽然批判对象、论敌和方法论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
从思想渊源来看，马克思与杜威都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从理论诉求来看，他们都认为哲学应介入现实；从方法路径看，他们都寻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确定性；就精神实质而言，他们都体现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关怀。杜威在华演讲中，许多观点和立场与马克思不谋而合。例如，他指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实际上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压迫。杜威的这种反对不公、反抗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立场上是一致的。
杜威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哲学立场上，杜威坚守一元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二元论为前提。这些差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得到接受，而实用主义未能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已经走过风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重读《杜威五大讲演》，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观点依然具有超前性和启发性。杜威希望中国立足自身现实，走中国本位的发展道路，避免西方社会政治的弊端，吸取其长处。他还积极扬弃，客观理性地看待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在一个世纪前，他就预见到中国若能完成自己的经济目标，将会设计出一个比现今西方更好的方案。
今天的中国确实走在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上，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和替代性方案。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能从本原性的文明源头吸取资源，推动自身的观念重塑和制度创新，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自由契约的缔结中，我们常常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不平等的能力差异，这导致所谓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当西方大国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时，杜威却对西方文明持有隐忧。与此相对，他看到了中国道德目标和社会理想实现的可能性，这需要对西方自由民主传统进行基于国情的批判与扬弃。
第三点，杜威强调了古为今用，在现代化转型中重新挖掘传统价值与资源的必要性。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杜威对中国文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虽然传统文化承载了几千年的经验，不能直接照搬，但这些经验也包含着许多宝贵的优点和人本观念。如果能够用新的方法来整理和运用这些经验，它们将在社会科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杜威看来，文明的根基在于系统的思想和信仰。全盘打破这套思想信仰将使一个民族失去根脉，无法在世界立足。
第四点，杜威倡导融汇贯通，寻求中西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他对比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指出东方思想更实在健全，而西方思想更偏向抽象与智理。杜威在深入研究后认识到，比较东西文化的目的不是争论谁优谁劣，而是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他认为现在的文化问题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而是如何使它们相互接近和相互影响。特别地，杜威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特质，认为中国是东西文化的交点。这对于当今这个文明冲突、零和博弈思维盛行的世界来说，是一种矫正；对于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崛起，则是一种启示。
本文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其观点来源于对光明日报博览群书的深入研究和理解。文中观点生动鲜明、文体丰富多样，既保持了原文的风格特点，又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