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英文短篇(埃德加·斯诺：向世界介绍一
埃德加·斯诺，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1928年，他便以记者的身份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起初，他和许多初次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曾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一次严重的旱灾改变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看法。
1929年，中国西部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旱灾，成千上万的人因饥荒而挣扎在死亡线上。斯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内蒙古萨拉齐进行采访，目睹了惨绝人寰的景象。他在相关报道中详细描述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并谴责了某些外国人对这场灾难的无动于衷。通过这次经历，斯诺开始反思并批判了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意识到需要打破西方对中国符号化的刻板印象，让真实的中国为更多西方人所了解。
斯诺意识到，如果想让中国人民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就必须让西方人了解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中国。于是，他开始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他发现，当时西方能够读到的关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写作往往过于迎合外国读者，夸大了落后和陋习，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他决定通过翻译白话新文学中优秀的、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将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介绍到世界。
在斯诺看来，只有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的中文写作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世相世态和人民情感。他希望通过翻译这些作品，让西方读者了解“当代上层和下层的中国人如何真正工作、行动、恋爱和玩耍”。他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变革有着深刻的认识，看到了知识界和文化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并坚信这一变革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语言和样式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新文学正在高歌猛进，重要的新文学作家如鲁迅、茅盾等纷纷崭露头角。西方世界对这一变革却知之甚少。斯诺决定把自己的目光超越古代文明，关注在近现代中国土壤中生长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
斯诺以记者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学创作中蕴含着“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正在改造着中国人的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他看到了中国正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这些萌芽将使整个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焕然一新。
埃德加·斯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成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向西传播的重要推手。他的努力和贡献，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中国和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民。在最初的时候，埃德加·斯诺以为他的任务仅仅是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作品，将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白话新文学作品进行简单的加工。当他着手寻找白话新文学的英文译本时，他震惊地发现这一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重要现代中国长篇小说的翻译几乎不存在，短篇小说的翻译也寥寥无几，且往往被隐藏在寿命短暂的或读者稀少的宗派刊物中。对于为何缺乏白话新文学的译介，他向许多外国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当代中国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因此没有什么值得翻译的。
斯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通过文学作品了解正在改造中国人思想的精神、物质和文化力量。这种力量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让他坚信，中国一定有重要的作家和值得被全世界了解的作品。
当时，斯诺的中文水平并不出色，但他很快得到了中国作家姚克的帮助。姚克是沪上著名的编剧和作家，中英文俱佳，他与鲁迅是知友。在斯诺编译鲁迅作品的过程中，二人从鲁迅作品入手，翻译了《呐喊》中的几篇作品，并在美国《亚细亚》等杂志上发表。鲁迅本人对这一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编译过程中，斯诺多次拜访鲁迅，寻求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建议和指导。鲁迅感受到了斯诺对中国真挚的热爱，并评价说：“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除了姚克之外，斯诺还得到了萧乾和杨刚这两位年轻人的帮助。他们参与了具体的编译工作。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兼职讲师时，以平等、随和的态度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他的家成为了向往进步的青年学生的“课室”和“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斯诺夫妇常常邀请青年学生来家中做客，共同阅览国外的新书，并交流看法。萧乾和杨刚都是斯诺家中的常客。在交往过程中，斯诺了解到他们经常为报刊撰稿，便邀请他们加入了《活的中国》的编译工作。
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斯诺展现了他的诚信和尊重。他并不自恃外国人的身份而忽视中国合作者的作用。相反，他尊重每一位参与工作的中国人，认可他们的贡献。在《活的中国》出版时，他以编者的身份而非译者的身份署名，并在序言中坦承自己并不怎么懂中文，多次感谢合作者姚克、萧乾、杨刚等人。他还曾为萧乾庆祝毕业，并送他一批袖珍本经典外国文学作品作为礼物。
斯诺夫妇不仅关注文化工作，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日活动。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以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学生，与士兵搏斗，他们的家成为受伤学生的临时避难所。他们利用自己身为记者的职业优势，为这次学生运动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们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们始终同情并支持中国的抗日活动。斯诺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当天便开始向外国媒体传送报道。随后的日子里，他在《每日先驱报》连续发表文章，详述北京学生示威活动的进展和国际反响。不只是执笔写作和发文，斯诺夫妇还积极联络英美媒体，他们的目标是引导国际舆论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给当局施加压力，推动运动的持续发酵。
斯诺对于作品的选取有着明确的原则和评判标准。他并不需要文字华丽的作品，而是专注于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在编辑《活的中国》时，除了鲁迅的作品，他还广泛征询了当时文坛众多人物的意见。尽管有争议，斯诺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最终选定了多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左翼文学占大多数。
斯诺在选篇目的过程中三易其稿，对于翻译工作更是精益求精。由于他不太懂中文，便采取“中西和译”的方式，先由中方译者将原文粗译成英文，然后他在英文基础上进行修改。他注重从读者出发，尤其考虑到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外国读者。为了帮助他们理解，他对涉及中国风土人情的内容格外小心，遇到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和中方译者深入探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还采用了一种不太常用的方法，将译者的注释加入原文中，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斯诺在附录中收录了一篇署名为“尼姆·威尔士”的文章，实际作者是他的夫人海伦·斯诺。这篇文章用丰富的材料描绘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简要脉络，与选集中的作品相互映照。虽然有些观点可能存在争议，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活的中国》中的作品以及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大致样貌。
斯诺在编辑出版《活的中国》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他坦言，如果事先知道这项任务需要如此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他可能不会贸然开始。但他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社会现实，仍然坚持完成了这项工作。他的努力和付出，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窗口。斯诺对文字的紧凑性有着极高的要求。他观察到了中国短篇小说中的常见问题——节奏拖沓，并在序言中批评了中国作家作品过长的问题。他提到，除了最出色的作家，大多数作家为了获得微薄的报酬（平均每千字只有三四元），倾向于在作品中夹带无关情节、辞藻华丽的对话或叙述，这种做法牺牲了作品的紧凑性和连贯性。斯诺认为，这种写作风格对于习惯于长篇小说的中国读者可能无伤大雅，但对于喜欢紧凑情节的西方读者来说，却可能引发反感。他的这种“文字经济学”理念，不仅影响了后来的翻译风格，而且深受萧乾的影响。
《活的中国》一书，如同一扇窗口，让西方读者窥见了陌生的中国。通过这本书，他们得以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中国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这本书不仅受到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还成为了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的教材。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电影和小说中的陈查理和傅满洲等角色上，以及中国街头餐馆的象形文字。斯诺希望通过《活的中国》，展现给西方一个真实、正在经历巨变的中国。
在《活的中国》中，斯诺精心选择了篇目，塑造了一个多层次、立体的现代中国形象。他通过作品展现了中国的苦难与挣扎，如封建阶级压迫、日本侵略等；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民众的觉醒与反抗准备。他还展示了中国在红色革命影响下的广泛群众基础和坚定信念。尽管这本书并非完美无瑕，选篇和翻译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让西方了解中国、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卓越贡献。
对于斯诺而言，《活的中国》的编译过程是他对中国认识深化和思想转变的过程。通过阅读中国新文学作品，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感情。在陕北和苏区之行后，斯诺找到了答案，并将这些答案写在了《西行漫记》中，解答了关于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活的中国》是《西行漫记》的前奏。
《活的中国》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它让西方读者了解了一个真实、正在觉醒的中国，同时也启发了斯诺对中国未来的深入思考。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经历巨变的中国，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坚韧与高贵。
（作者刘月悦，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