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喀纳斯(新疆最北，喀纳斯的冰与火06：
《喀纳斯的冰与火：冰川探索之旅》
序章：喀纳斯“湖怪”之谜
第一章：马背上的喀纳斯与白湖传说
第二章：中俄界碑下的冰川秘境
第三章：激流出冰洞，冰川造大湖
第四章：冰川也是流动的河
在变幻莫测的天气里，我们随着一支探险队伍，来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喀纳斯冰川。队伍中的冰川学家李忠勤研究员与他的团队正在此地进行研究。他们站立的冰面，是两条冰流交汇之地，海拔虽低，却充满了未知的魅力。
当我们站在这里，听李站长娓娓道来，他对这片冰川的见解深刻而独特。这个冰川的特点在于冰温高、运动速度快，以冷季补充为主，暖季消融强烈。这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冰川，新陈代谢迅速，值得深入研究。
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是我国唯一以冰川和冰川作用区为主要观测、试验、研究对象的野外台站。这个台站始于1959年，由施雅风院士倡导和组织建立。多年来，这里的科学家们通过无数次的考察和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冰川的奥秘。
中国的冰川地区广袤，北起阿尔泰山，南抵云南玉龙山，东起四川雪宝顶，西到帕米尔高原。这些冰川是地球上重要的水资源之一，储存了丰富的淡水。科学家们通过艰苦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室研究，为我们绘制出了中国冰川的详细地图。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多数冰川都面临着萎缩的趋势。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冰川的变化，对冰川进行系统的监测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冰川不仅是地球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器，也是过去地球变化的良好记录器。科技的进步让我们对冰川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夜色渐浓，探险队仍在等待两位去采雪样的博士归来。天气变幻莫测，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担忧。望着右侧冰流尽头的金字塔型山峰，我的心中也充满了疑惑。这座山峰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友谊峰？只有继续等待，才能揭开这个谜团。
当我核对位置信息时，我意识到我们所见的并非友谊峰的真实面貌。天色渐晚，远处的冰面上，两个小黑点缓缓出现，仿佛是探险者的先遣队伍。由于新疆的时间比内地晚两个小时，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来。
他们的背包里装满了雪样，每一份都重达几十斤。采集雪样的工具是塑料杯。跟随赵井东和王飞腾博士，我在阿克乌鲁滚管护站旁的高坡上采集过冰川巨石下的砂土。那次，他们携带的是一包铁管子。两位博士分别研究古冰川和雪水化学与环境，他们登山时的技巧和勇气让我叹为观止，他们挥舞铁锤的形象让我联想到坚韧的民工。
研究冰川，意味着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我们需要使用尖锐、长达几十厘米的器材，打入地层，再小心翼翼地拔出，妥善包扎，确保不受光线影响。这些器材将在实验室中解读出远古的信息。
返回冰洞时，天色已暗。我打开手电筒，照亮了前方的路。沿途，头顶的北斗星熠熠生辉，为我们指明方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跌跌撞撞地与接应队伍汇合，最终回到营地。新的一天已经来临。
从冰川到营地，我们穿越的是喀纳斯冰川最新形成的冰碛垄，科学家认为其形成于16世纪初全球气候转冷时期。在喀纳斯，这样的冰碛垄共有三处。强烈的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运动留下了巨大的冰碛垄，形成了我们来时的白湖和喀纳斯湖。
大约一万年前，全球进入间冰期，大量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喀纳斯湖便在这一时期形成。更早的末次冰盛时期，世界三分之一的陆地被冰川覆盖，海平面较现代低约130米。在中国，当时的海岸线较现代东移6000公里。
冰川犹如流动的河流。按照当前的趋势，冰川可能会逐渐从喀纳斯消退，友谊峰也可能再无冰雪。另一种可能是冰雪重新覆盖白湖和喀纳斯湖。全球变暖虽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但不必过度忧虑。冰川退缩的程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尚待探讨。
关于气候变化的历史观察，人类使用温度计等仪器观测气温的时间仅不到200年。在这之前的气候变化情况主要来源于间接复原。在这方面，中国的复原精度和代表性优于欧洲。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更大的季节交替之中？如同竺可桢先生所述，我们身处大自然中探索未知的秩序。让我们回到《》1973年6月19日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来结束这篇文章的分析部分：
（一）我国仰韶文化至殷墟时代的最初二千年里，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约2℃。一月份的温度比现在高出约3°至5℃。
（二）之后的气候波动较大，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四百年、一千二百年和一千七百年左右。（三）每个四百至八百年的周期里都会出现温度的小循环波动。（四）气候的波动往往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传播至欧洲和非洲大西洋海岸。（以下为具体分析）温和气候时代下的仰韶至殷墟时代比现在温暖约2℃，周朝的气候波动则更为剧烈。《左传》记载山东鲁国冬季的冰房曾缺乏冰块。《诗经》中的梅树如今在西安以南已难觅踪迹。这些历史变迁为我们揭示了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梅子和竹子的分布与气候变迁紧密相连。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开始用梅子来调和饮食，那时的气候温暖使得梅树广泛生长。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气候继续温暖，各种经济作物的分布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随着时光的流转，东汉时期的气候逐渐趋于寒冷。在冷冬的背景下，河南南部的桔树和柑树依然繁茂。到了三国时期，气候的进一步寒冷使得桔树在铜雀台无法结出果实。严寒还使得淮河结冰，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到了南北朝时期，为了保存食物的新鲜，甚至出现了冰房。这一切表明，那时的气候已经比现在要寒冷。
隋唐时期，气候逐渐变得和暖，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和柑桔。到了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经没有了梅树的踪迹。尽管如此，从日本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樱花盛开所留下的物候记录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当时的气候变化。
十二世纪后，杭州的冬天开始回暖，北京杏花的开放时间也与今日相同。温暖的天气只是短暂的，冬季的严寒再次袭来。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太湖和运河的结冰、桔树的冻死以及黄河提前出现的冰块都显示了当时的寒冷。就连新疆的雪线也比现在低二百至五百米。在欧洲，寒冷的潮流也开始肆虐。
深入研究历史方志后，我们发现我国冬季温暖的时期和寒冷的时期交替出现。十七世纪最为寒冷，而十九世纪的寒冷程度则位居其次。这个结果与日本诹访湖的结冰日数相比较，显示出两国在气候变迁上的相似性，只是日本的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提早四分之一世纪。
随着时光的流转，我们不禁惊叹于古人对于自然环境的敏锐感知和记录。这些历史记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物候资料，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无论是梅花的盛开、桔树的繁茂还是冰雪的凝结，都是大自然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重要见证。在古老的岁月中，冬季似乎与冰冷、寒风、银装素裹紧密相连。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冬季的寒冷程度尤为显著，特别是十七世纪，那时的冬天仿佛冰封大地，寒气逼人。以我国为例，江西的桔园和柑园在两次寒潮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太湖、汉江和淮河等地频繁结冰，洞庭湖亦不例外。即使是热带地区，冰雪也频繁出现。与现今相比，那时的冬季气温要冷上２℃。以北京为例，１６５３年至１６５５年的物候记录显示，与现在相比，那时的植物生长期明显延迟了一、二星期。更令人震惊的是，根据当时的旅行记录，天津运河在１６５３年的一次寒潮中完全冰封，无法通航。而目前的冰冻期则大为缩短。这种气候变迁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清代，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的雨日记录为我们揭示了气候的变迁。在１８０１年至１８５０年间，这个时期的冬季相对温暖。而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气候再次经历波动，上海的温度变化尤为明显。例如，在十九世纪后期，上海冬季温度开始逐渐上升并稳定在平均值之上；但到了大约１９１０至１９２８年这段时间，温度又逐渐下降。这种波动不仅影响了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周期，还间接控制着病虫害的发生以及农业操作。
中国近八十年的温度变迁对天山地区的雪线和冰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根据中国科学院冰川队的调查数据，由于气温的上升，天山雪线上升了四十至五十米，冰川退缩明显。这种变化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将欧洲的温度变化与中国进行对比时，发现两地之间的温度波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这可能与地理位置和气候带的分布有关。通过与挪威的雪线高低对比，我们发现大体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细微的差别。例如，在公元前４００年的战国时代，挪威曾经历过一个中国所没有的寒冷时期。
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利用格陵兰岛上的冰川块进行研究，发现过去一千七百多年的气温变化与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实了气候变化的存在和全球性影响。竺可桢先生也指出，那些否认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变动的观点已被中国的历史记录所反驳。
这次新疆之行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旅程，时间仓促且需要自带装备。在过安检时，我的那把瑞士军刀引起了警官的注意。正是这次旅行中的一次小插曲提醒了我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在新疆的旅途中我见证了自然界的壮美与脆弱并存——从喀纳斯的“湖怪”到冰川的流动与消融都提醒着我们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这也让我更加珍视每一次与自然共度的时光并意识到保护环境的紧迫性。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应铭记于心——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未来的大事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