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世界之最 为何资本可推动世界进步
第六章：币缘圈与洲域共同体
一、市场与货币的一体化
在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念下，欧共体执委会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构想。区域作为地理学的概念，是按照一定指标划分、内部具有共同特性的地区。不同的指标决定了不同的区域界定，而国家则是基于国际法指标确定的空间区域。
欧洲人在二战后尝试建立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欧洲共同体，将整个欧洲纳入统一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这一创新不仅具有地区性意义，更具有全球性价值，开创了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洲域共同体新纪元。
二、超越主权框架的欧共体
欧洲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的《凡尔登条约》导致欧洲大陆千年分割。近代以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欧洲奠定了主权国家的基础，确定了主权独立国家的原则。这一原则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推动了欧洲各国市场的形成。
主权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就陷入了排他性困境。各国在追求自身力量、财富和繁荣的过程中，难以摆脱主权与他国共存的矛盾。一旦各国发展出现不平衡，欧洲的总体失衡就会触发争夺主导权的战争。
三、欧共体的深化与巩固
洲域共同体的建立需要国家主权让渡的推动，而建立区域货币体系是深化和巩固主权让渡的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币缘圈与洲域共同体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组织框架。欧洲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和实践，不断探索超越主权框架的区域一体化道路。
四、欧洲的未来展望
欧洲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但也孕育着机遇和希望。未来的欧洲将面临诸多挑战，如如何平衡各国的发展、如何维护欧洲的和平与稳定等。欧洲一体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欧洲各国将继续探索超越主权框架的区域一体化道路，为实现欧洲的繁荣和稳定作出努力。欧洲也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从让渡主权开始的欧共体探索
资本，现代战争的幕后推手，其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留下的痕迹深刻且难以磨灭。欧洲，这片土地见证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崛起与扩张，既是受益者，亦是受害者。资本的追逐与扩张，为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工业化战争的惨烈让人痛心疾首。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欧洲开始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欧共体。
欧共体的诞生源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和对和平的渴望。早在19世纪，欧洲大陆便出现了统一的呼声，各国间的合作与联合逐渐浮出水面。到了二战之后，欧洲战胜国意识到只有通过联合，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
荷兰人格劳修斯的思想为欧洲联合提供了智慧，他坚信真正的和平源自有组织的合作。面对破碎的政治板块格局，欧洲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形成与全球大国竞争的实力。于是，他们开始尝试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这是统一欧洲的关键一步。
二战后的欧洲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联合行动，如建立煤钢共同体、签署《罗马条约》等。这些行动背后，是欧洲人对资本逻辑和生存发展的深刻洞察。他们意识到，只有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为资本提供安全的积累空间，确保欧洲的整体生存与发展。
欧洲人的这一努力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需要放弃部分主权，打破传统的观念束缚。但他们深知，这是为了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是确保欧洲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这一进程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坚韧。
如今，欧洲正朝着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他们希望通过扩大共同机构，联结各民族经济，建立共同市场和协调的社会政策，为欧洲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条道路充满挑战，但欧洲人民怀揣着共同的梦想，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为欧洲的和平、繁荣与复兴而努力。在欧洲政治家的低调策略下，他们对欧共体的真实目标保持沉默，以避免人们的误解和担忧。尽管欧洲政治家们秉持务实的态度，但他们的目光却远大。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而是构建一个经济联盟、政治联盟和安全联盟，旨在再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他们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根据环境和条件的成熟度来务实发展。这种战略远见和耐心令人钦佩。
欧洲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努力，得到了企业家们坚忍不拔的毅力的支持。他们明白，如果经济合作仅限于资源和初级加工业或制成品贸易，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制造业产业链，无法促进欧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法国和德国通过空中客车项目的合作，在高端制造领域建立了合作机制。这种深层次的合作为欧共体在政治和货币领域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欧共体的发展不能仅归因于欧洲人的努力。美国的积极态度和对欧洲重建的实际支持，包括通过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和物资援助，对欧洲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虽然美国的援助并非完全无私，但其确为欧洲一体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欧共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防务安全领域的依附性不同，欧共体在货币领域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尽管在《罗马条约》中并未提出货币联盟的设计，但欧洲人看到了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作用，并开始着手制定货币联盟计划。组建货币联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1969年的《维尔纳报告》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存在严重的分歧。最终，报告是各方妥协的结果，采取了经济政策协调和货币一体化平行发展的战略。
从欧共体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欧洲在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保持了良好的互动，相互之间有龃龉甚至矛盾冲突，但并未影响大局的稳定。面对强大的华沙条约组织，欧盟国家在安全上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战后遗症的体现。尽管如此，欧洲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仍然不容忽视。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显示出他们在努力寻求自主发展，同时也在寻求与外部的平衡与和谐。《维尔纳报告》对于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的设想虽富有远见，但在当时看来，10年之内完成这一宏大目标似乎过于乐观。报告并未预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固定汇率制度的瓦解，因此在提出建设欧洲货币区方面略显不足，这也导致了欧洲货币联盟计划面临挫折。重要的是，《维尔纳报告》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开启了大门，探索出了建设超国家货币体系的妥协之道。这一重要基础为日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重启和不断推进奠定了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经济政策上采取中间路线，促进了国际经济的开放和短期投资的控制，同时也允许农业贸易安排的存在。这一体系的成功在于它实现了市场、、企业和劳工之间的相对均衡，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欧洲和日本在这一框架下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呈现出多中心的迹象。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欧洲经济面临新的挑战。面对美元体系的波动和“美元—华盛顿体系”的冲击，欧洲开始寻求建立地区性金融体系。在法德两国的领导下，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正式启动。
欧洲货币体系以埃居为货币单位，建立了汇率稳定和干预机制、信贷支持机制以及汇率协调机制。与以往的联合货币构想相比，这一体系更加注重汇率的稳定，旨在在欧洲创建一个货币稳定区。实践中，这一体系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了多次汇率重组，避免了国家间的贬值竞争，维持了汇率的稳定。法国和意大利等弱势货币国家从中获益，德国的“稳定精神”也获得了广泛认同，成为欧洲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
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调整，更是一种具有经济政策趋同化的制度形成过程。在这一进程中，超国家共同体的形态逐渐显现，原有的利益需要进行通约与交换，新增的利益也需要公平分配。在这一过程中，货币体系发挥了利益纽带的作用，维系了持续合作。欧元的诞生在欧洲国家间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基于币缘的联系成为连接欧洲国家的利益渠道和情感纽带。
从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欧元方案受到蒙代尔“最佳货币区”理论的启发。实践中的欧元更注重货币政治的逻辑，而不仅仅是货币联盟的经济后果。欧元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一跃，帮助主要欧洲国家突破了主权—民族国家的框架。欧元的流通简化了民众支付，促进了交流交往，深化了欧洲认同，起到了促进欧洲政治共同体出现的社会性效果。尽管欧元区并未完全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条件，但它极大地推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欧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回顾19世纪的欧洲，多个货币联盟曾短暂存在过，但最终因各种原因解体。这启示我们，货币联盟的维持需要推进政治联盟的建立，缺少监管机构的货币联盟难以长期维持。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进与欧洲一体化其他领域保持同步，遵循平行推进的方针。与以往的货币同盟不同，欧元的建立是通过让渡国家部分主权实现的，具有了传统货币所不具备的国际政治新功能——交换和重新分配不同国家间的利益。这使得欧元的诞生与发展遵循的是基于货币的政治逻辑。德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导致欧元体系中隐含着不对称性。为了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并保障权利对称，欧元体系催生了新的共同管理机构。这一变革标志着从以德国为中心的制度转变为更被法国和意大利接受的联合管理新形式。建立新货币体系的过程并非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在多方持续互动后形成的约束机制和制度安排。这一过程包括创建补偿和援助机制，以维持可持续的合作。例如，“德洛尔报告”提出了一套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以规范各国财政赤字的规模和筹资方式；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为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设定了趋同标准，规定了过度赤字的处罚条件和方式为贫穷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这些由多方互动形成的货币与经济性制度安排不仅保障了经济合作的延续，还产生了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溢出效应，减少了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增强了欧洲人的认同感，促进了欧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欧元的出现不仅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成果，更是推动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工具。欧元的流通，增强了欧盟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使欧洲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统一货币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认同感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形成了正反馈效应，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共同体”，欧共体是资本全球积累背景下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创立了主权民族国家。但当资本扩张到全球范围后，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架构已难以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欧洲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足，必须创造出更大规模、更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组织。建立统一的大欧洲，是欧洲国家为适应全球竞争趋势做出的新的历史性选择。
欧洲推进一体化有着有利条件，如文化上的一致性让欧洲人容易形成认同感。但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如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差异以及利益争端。欧洲政治领袖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坚持欧洲统一的目标，恪守循序渐进和顺势而为的原则，深谙现代政治的妥协技巧。尽管存在各种危机，但欧洲一体化仍然能够化险为夷，这得益于统一货币和由此产生的新币缘联系等制度性工具的支撑。作为超国家的货币，欧元为欧共体国家提供了进行利益交换与分配的工具，统一货币也是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推进的工具。在货币的统一过程中，欧洲国家学会了利益的通约和交换，以及在更高价值取向下互有让步的思考和行为。这种良性互动的循环往复过程促使欧洲国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以欧元区为内核的欧共体实质上是一个以欧元为纽带的币缘圈。欧元币缘圈的出现主要是美元体系推动的金融全球化侵蚀了欧洲的利益并威胁到其生存，欧洲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展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在欧洲面临金融场的挑战时，为了自保，欧洲开始构建自己的货币城堡。这座城堡以欧元体系为核心，发挥着防护和促进欧洲发展的双重作用，使欧洲能够抵御美元体系的裹挟。这一货币城堡的建立，不仅体现了欧洲在经济上的独立，也反映了其在政治和精神上的自主诉求。
欧元体系的诞生，标志着欧洲经济利益的自我保护机制的形成。其主要功能在于防范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保护欧洲的实体经济，并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货币环境。这一体系的出现，催生了欧洲社会的新关系，构建了欧元的新币缘。这种币缘不仅将欧洲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更使欧洲在全球金融化时代能够共同应对挑战。
从欧元的诞生中衍生出的币缘联系，有助于消除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使欧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币缘圈。这一转变使得欧洲不仅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圈，更成为一个拥有新形态的世界超级大国，成为欧洲人的精神家园。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面临诸多难题。欧元的设立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引发了新的矛盾。欧洲一体化在全球危机的冲击下不断受到挑战，欧元的生存也面临考验。英国脱欧公投、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等事件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欧元区作为一个超国家合作的实验室，一直在尝试解决全球问题。尽管存在风险和挑战，但他们的探索和尝试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启示。
与此泛亚共同体也在建构之中。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在朝贡贸易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如今，中国正积极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启泛亚区域合作新时代。这一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也体现了共同应对挑战、开创未来的愿景。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世界各地的合作与探索都在为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尽管过程中存在挑战和风险，但他们的探索和尝试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重要的不在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或挫折，而在于他们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尝试，这是推动世界多极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朝贡体系在贸易通道和网络的建设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不仅扩大了贸易范围，更推广了中华理念，促进了东亚国家间的交往与认同。这一体系建立了尊卑有序、各安名分、互不侵夺的政治秩序，使得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圈。这一体系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维护了东亚区域板块的总体稳定，为亚洲在农耕时代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达·伽马的首次印度航行开启了欧洲对亚洲的探险和掠夺。葡萄牙人控制南亚贸易圈后，开始在日本经商和传教。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带着白银、商船与炮舰来到亚洲，逐步瓦解了亚洲原有的经济政治体系。欧洲对亚洲的入侵导致亚洲各国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许多亚洲国家成为欧洲及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一变化使得亚洲从世界经济中心沦落为贫穷落后的边缘地带。
二战后，亚洲各国普遍取得了非殖民化运动的胜利，开始了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程。第一届亚非独立国家共同会议的召开，展现了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际政治理念。尽管当时的亚洲国家难以摆脱世界冷战格局的裹挟，但它们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曼谷宣言》的签订，亚洲国家开始了区域化合作的大门，逐步形成了东盟这一重要的地区性组织。
东盟的形成与欧洲共同体有所不同，它选择了一条非正式、避免法律约束和详细规划的地区性超国家机制的路线。东盟的形成与东南亚国家的去殖民化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基于该地区丰富的多样性。几十年的合作实践增强了各国间的信任，改善了各国收益和成本，从而增强了合作的意愿。目前，东盟已经扩展到多个国家和民族，拥有庞大的信徒群体。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盟逐渐扩展至十个成员国，覆盖了整个东南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东亚的工业化进程与美国的金融化紧密相连。美国资本体系的决策，对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发展带有一定的依附性特征。
中国的历程却与众不同。从明清时期开始，中国依靠自身的“勤劳革命”完成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土地革命，为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在困难的中苏关系背景下，中国依然坚持工业化进程，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外部环境封闭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避免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体系性榨取”，成功摆脱了边缘地带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与美、日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资本和市场，实现了经济的超快速发展，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与此东盟国家在外资主导的工业化和外贸主导的国民经济中，成为了美元体系的外围成员。尽管这样，它们更容易获取外部资金，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投机资本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进行套利交易的结果。
这场危机让东盟国家意识到自身在全球金融化时代中的脆弱性。与此中国的金融独立性在危机中得到了体现。为了应对新的挑战，东盟国家开始与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大、金融相对独立的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投机资本带来的冲击。
这种合作缔造了东亚国家的黄金十年，使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中、日、韩与东盟的自贸区和货币合作谈判的启动，展现了“10+3”的东亚合作新趋势。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和货币合作，表现出了一种脱美化趋势，对美元体系造成冲击，挑战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和政治关键驱动力，其战略地位在美国的视野中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看到亚洲开放的市场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亚洲的经济一体化可能动摇其全球主导地位。亚太地区的新变化引发了全球的战略对冲和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
亚太地区在经济、政治乃至金融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这种变革不仅影响着亚太地区的未来走向，也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亚合作历程及其特色：从朝贡体系到命运共同体的演变
随着历史的演进，东亚地区合作逐渐摆脱了过去的朝贡体系，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合作风格和框架。曾经的中国中心朝贡体系，在西方殖民统治后逐渐转型。在摆脱殖民统治后，亚洲新兴国家之间开始探索全面合作的可能。通过相互合作而非引入域外势力来解决区域问题，成为了东盟国家的共同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东盟国家对于西方殖民历史的深刻记忆和本能反应。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引发了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矛盾，但也促使东亚国家在合作中展现出政治智慧。东盟成立之初的宣言中已明确表示对国外军事基地的临时性和限制性态度，这反映了东盟国家希望避免卷入大国冲突的强烈愿望。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东盟国家开始担心被迫选边站队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共建命运共同体倡议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支持。中国强调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致力于推动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合作。这一倡议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和智慧，也反映了亚洲国家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决心和信心。
今天的中国不再希冀重建东亚朝贡体系，而是寻求一种普遍受益、广被接受的合作方式。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提醒人们，亚洲国家必须推进一体化以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寻求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合作方式成为亚洲国家的共同需求。亚洲特色的区域化合作以尊重差异性和保留多样性为基础，强调真实合作需求的牵引，循序渐进甚至允许反复的特点也备受关注。东亚地区的合作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开始建立维护区域安全的机制和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不仅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也有助于增强亚洲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亚洲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也将在未来的东亚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亚洲各国将继续努力推动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以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为目标携手前行。在亚洲这片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土地上，各国间的合作与互动，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焦点。与其他区域相比，亚洲国家间的交往展现出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强调平等合作，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泛亚区域合作，早已成为亚洲国家的共识。
与传统的国际组织不同，泛亚合作区并不是金字塔式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是一个平行连接、优势互补的网络节点式共同体。在这里，大国承担更多责任，但绝无政治特权。这种合作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不断降低边际成本，做大经济蛋糕，形成引力与合力。亚洲国家深知，只有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建立与全球体系相抗衡的区域体系，才能避免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榨取。这不仅是东亚区域性合作屡挫屡兴的根本原因，也是亚洲国家特有的政治智慧。
作为亚洲的先锋国家之一，日本在历史上曾长期担任地区经济中心角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自主权受限，难以承担推进东亚一体化的重任。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日本在区域合作上的态度渐趋冷淡。这并非仅因与中国、韩国等国的历史纷争和主权争端，更在于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过度依附美国。在这个区域化政治、经济引领全球的时代，日本的战略选择将面临双重压力，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相较之下，中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独特的优势，能够在推进域一体化中发挥主要力量。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庞大的消费市场、独立的货币体系等，中国已成为区域的隐性锚货币。但中国并不谋求成为唯一中心，而是倡导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网络。在货币体系建设上，亚洲国家应走渐进式路线，先解决问题再设立框架。货币与金融问题太过重要，不仅是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问题，更是政治家们需要高度关注和控制的国家战略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为亚洲国家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一愿景下，中国倡导的合作网络是多中心结构，次区域合作组织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次区域间的整合，逐步完成区域一体化。亚洲国家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互信、经济整合成果和历史文化传统，推动货币体系的渐进式建设。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亚洲国家的共同努力和智慧。
在亚洲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国家间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基础经济领域，金融和货币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同样至关重要。不仅如此，为了培育互信与认同，建立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亚洲各国正在努力构建区域安全框架。这样的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谋求平等地位，更是为了保障亚洲国家的持续发展。这种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这个继承了大部分苏联战略资产的国家面临着欧洲国家的排斥和美国的战略打压。为了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俄罗斯选择了“向东看”的战略方向，将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转向东方。作为边缘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基于相似的战略境遇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共同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这一组织不仅促进了地区安全合作，维护了地区稳定，更是推动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亚洲地区各国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扩员，这个命运共同体正在逐渐扩大其影响力。这是一个多中心的平行网络结构，而非单一中心或双中心的结构。
在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原本分隔的“泛亚”、“泛俄”、“泛非”等三大地缘板块正在逐渐融合，形成了一个跨洲域的共同体。这种融合无疑将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甚至可能颠覆过去500年来海权国家主导世界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泛亚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合作改变了传统的世界金融体系，并有可能改变现有的地缘和币缘格局。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欧美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这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导致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平等。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支配下，将世界经济变成了“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迫接受这种“资本主义”的规则。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发展中国家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去金融化”。这不仅仅是经济的进程，更是政治的、社会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稳定的区域货币体系、摆脱虚拟金融资本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各国需要加强合作、保持耐心、共同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而这样的努力也将为亚洲各国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泛亚区域的合作中，“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大胆创意。这一构想的核心是推动泛亚区域发展中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经济互补合作、政治互信构建以及安全互保等方式增强彼此间的认同感和共同发展的愿景实现综合性区域一体化建设。“一带一路”不仅是泛亚合作的路径更是其外在形式而建设“命运共同体”才是最终的目标。“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非局限于域还包括像阿拉伯地区这样泛亚区域的重要部分使得整个泛亚区域的合作更加全面和深入。在昔日流淌蜂蜜与牛奶的富足之地中东，如今虽坐拥石油美元，却深陷战乱，成为难民涌聚之地。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在于将石油财富视为全体阿拉伯人的共享资源，并将这些收入投资用于解决人口、土地、粮食及工业化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及长期建设，关键在于摆脱资本主义中心通过石油金融工具对阿拉伯地区的控制。全球恐怖主义的蔓延，体现了边缘地区对资本全球积累体系的绝望与抗争。复兴之路需建设合作，泛亚地区国家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组织化的合作。东亚与泛亚主要国家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泛亚合作组织的性质与发展方向。亚洲一体化进程旨在防范全球金融虚拟化侵蚀，避免成为虚拟经济的牺牲品。中国作为区域资本积累中心，需引导资本投入生产领域，与各国形成良性生产性资本循环，摆脱金融资本的束缚，降低金融危机冲击。只有如此，亚洲国家方能摆脱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金融罗网的束缚，共同抵御全球性投机资本的挑战。随着美国全球影响力的逐渐减弱，北美自贸区与南美洲国家联盟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美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虽极力维护其全球地位，但帝国的过度扩张及其经济的高度金融化已引发世界各国警觉。美国的金融市场过度膨胀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许多国家寻求区域合作以应对风险压力。未来的美国若抑制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并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合作方式解决世界治理问题，或将重新定位自身角色。邻国间的相处之道在于学会和平共处之道。在全球化与洲域化的交错背景下，与邻国共同发展的战略选择与美国的外部经济合作显得愈发重要。作为洲域体系时代的基本策略，这一现象既是各国面对全球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从经济角度看，尽管技术进步不断缩短空间距离，但商品、服务、资本和信息穿越空间的难度仍旧存在，这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统计数据显示，距离的增长对贸易、股本交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显著影响。美洲国家间的合作因其相对接近的距离而更具经济性，这在北美自贸区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实体经济开始向外部转移，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其主要合作伙伴。在此基础上，《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应运而生，为三国间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铺平了道路。协议详细规定了商品关税的取消时间表，同时涵盖了服务、投资、知识产权、采购等多个领域，展示了在区域合作中的全面性和深入性。自1994年实施以来，北美自贸区已成为一个拥有庞大市场、产值和贸易额的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三国间的贸易增长和直接投资额均实现了翻番。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的尝试，更是南北国家在区域范围内进行优势互补的典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交往和产业合作，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共同发展。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能源资源与美国形成了互补，而墨西哥的人力资源与美国的资本技术也形成了良好的互补。这种互补性不仅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使得墨西哥的加工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
北美自贸区作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之一，其影响力不仅在于规模经济效应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更在于其形成的供应链高度有效和竞争优势明显。与欧盟和东亚自贸区相比，北美自贸区在商品进口和出口方面均保持了领先地位。这不仅提升了各国产业的竞争力，也催生了跨洲际的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北美自贸区的建立不仅仅是对洲域化趋势的响应，更是洲际性国家在面临全球竞争时的明智选择。它不仅展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也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此背景下，美国评估贸易协定时不仅考虑国家利益，更重视区域性的利益，这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挣脱“依附”的南美洲：寻求独立与合作的新时代
由于北美和欧洲的经济主导地位，北美自贸区内的核心国家美国在国际贸易和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局面导致了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两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而墨西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加入了北美自贸区，但其发展模式依然带有“依附式发展”的特点。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墨西哥，甚至加拿大也担心自身可能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附庸。这种现象让北美自贸区的一体化进程明显落后于欧洲共同体的发展步伐，也使得拉丁美洲国家无法融入其中。
在北美自贸区成立后，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应运而生，旨在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尽管会议达成了多项原则声明和行动计划，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却历经坎坷，至今仍在议程和框架层面停滞不前。表面上的阻碍涉及市场开放程度、农产品补贴等细节问题，而深层的原因则是美国试图推广其经济和政治模式，并对南美国家提出了过于严苛的要求。这使得南美国家感受到美国的“剥削意图”，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南美国家开始寻求自我保护，通过联合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等方式，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这种努力反映了南美国家对于独立自主和公平合作的渴望。随着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改善，美洲合作逐渐展开，尽管合作进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合作的大门已经开启。这一新时代标志着美洲各国间的合作愿望与努力，为南美洲摆脱依附提供了可能。但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实现平等合作和共同发展。未来美洲国家间的合作能否深化和持续下去仍需观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分歧和障碍以实现真正的共赢。
为了更好地理解金融化时代的世界格局，我们需要从货币体系的角度来审视区域划分。以统一货币为纽带的区域合作正成为新的趋势。“币缘圈”是指若干国家通过统一货币形成密切合作关系所形成的空间区域。在当今以金融货币为核心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趋势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统一货币的推动洲域共同体的形成逐渐凸显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如何构建稳定的货币体系以及如何克服各国间的经济差异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仍是未来的挑战。但无论面临何种困难各国间的合作愿望和对未来发展的期待都将推动这一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下去。随着贵金属逐渐退出货币体系的历史舞台，信用货币逐渐崭露头角。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何种货币作为贸易结算工具和储备货币，背后涵盖的因素远不止经济，还包括政治和安全考量。这一选择实际上是对某一货币信用的认可，意味着与之建立更紧密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在二战之后，除了经互会组织的卢布圈，世界其他地区更多地使用了美元，美元成为了全球流通的关键货币，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这一现象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流动性提供能力密切相关。这使得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了美元体系，形成了庞大的美元圈。这一趋势背后揭示了货币区建立背后的深刻国际政治意涵和权力分配的关键性。欧洲的探索则另辟蹊径，通过创立欧元和欧元区，打破了美元的全球货币霸权。欧元的设立不仅是一个经济选择，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选择。欧洲国家通过这一行动展示了独立运行的经济共同体和币缘圈的潜力。
从高空鸟瞰，当今世界已被分为两大币缘圈：以环太平洋地区为主体的美元币缘圈和主要以欧元为交易货币的橘色币缘圈。这两个币缘圈是原本的世界货币体系因新兴区域货币的崛起而被迫让出部分利益和区域的结果。这一转变标志着全球主导货币体系的裂变，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的区域性货币体系和新币缘圈的形成。这一收缩进程标志着全球格局的新变化。
在全球视角中，国际政治正在向地区化回归，而币缘圈的形成则是单一货币体系扩张的反面——它们是从美元体系的框架内裂变出来的不同经济圈。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币缘圈是国家货币区的扩大与提升，反映了单一国家在全球资本面前无法抵御风险的现实。只有通过联合与合作，才能形成具有经济规模和权力性质变化的共同体，拥有制衡美元的条件。未来世界的力量中心将不再是单一主权国家，而是由币缘圈组成的共同体。从区域角度看，币缘圈是各国通过共同经济政策和实践形成的共同体，其诞生和发展源于复杂的收缩、凝聚和扩展交织运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穷帮富”现象，揭示了金融资本的贪婪本性，正是这种本性推动了区域国家建立币缘圈的进程。亚洲国家通过对外投资为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也面临着外部金融不稳定性的风险。这种风险促使亚洲国家寻求通过建立自己的币缘圈来增强自身的金融稳定性和话语权。这种努力不仅反映了金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区域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自觉和决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单一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控制全球核心货币、庞大而完善的金融市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维系的美元体系，任何国家在经济竞争、政治博弈或安全压力下往往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依附性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并承受美元体系内在缺陷导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权力秩序，发展中国家需要寻求与其他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合作，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这些国家可以集结力量，争取平等地位。不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就无法掌控生产与交换的主导权。组成币缘圈是制衡全球金融霸权的有效手段。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通过合作建立超国家的币缘圈，可以使各国在面对全球金融霸权时不再孤立无援，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收益。这一合作趋势被视为趋利避害的选择，也是促进国家发展上台阶的战略性举措。币缘圈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需要各国在特定空间内合作，逐步扩展到贸易、关税、生产等领域，并最终进入货币领域。这一过程不仅是经济活动，也是促进各国政治认同的进程。
相对于开放的全球体系，无论是洲域共同体还是币缘圈都是相对封闭并能长期运行的经济体。这意味着它们拥有完整的资源体系、制造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在实践中，币缘圈是一种多元一体的结构，具有包容性，能够应对发展水平差异，强调协调与合作。与单一国家相比，币缘圈具有显著的规模效益，更大的统一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为其带来诸多优势。
尽管各区域有其独特的特点，建设币缘圈共同体的路径可能不同，但无论何种路径都需要重视经济和货币功能的发挥。最佳货币区理论设想在经济水平接近、产业结构相似的区域内发挥货币的经济功能。而币缘圈则是在实践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具有弹性，能够包容差异，注重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强调彼此认同和协调合作。它是主权国家应对全球金融资本扩张的产物，具有浓烈的国际政治色彩。构建币缘圈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各国提高全球竞争力、实现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欧洲国家之间，由于其大小接近、发展水平相近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建设欧共体的进程展现了一种“同一性的整合”。相较之下，亚洲国家因体量、发展水平、制度、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特点，采取了“竞争导向的一体化”的模式。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亚洲各国通过次区域组团的方式逐步深化合作。
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启发，亚洲国家深刻认识到建立亚洲共同体和币缘圈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只有实现金融独立，才能摆脱美元金融霸权的盘剥，抵御全球金融资本的冲击。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各国在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域外、金融与实业、经济与安全等诸多矛盾中寻找平衡。
从全球视角来看，币缘圈共同体既代表着全球体系的收敛，也象征着国家体系的扩展。这是一个能量聚集与肌体生长的过程，能够有序地化解世界旧危机，为新的全球秩序铺垫道路。
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源于“三十年战争”后的政治妥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和国际法的基础。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国家中央集权的加强，主权国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保障和经济基础。这一进程也催生了具有文化同一性的民族，强化了主权民族国家体系。
随着欧洲国家的崛起，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逐渐全球化，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让渡部分主权，构建超越国家的洲域共同体。欧洲在这一潮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洲域共同体的未来，人们需要在长周期、大历史的框架下进行判断，它究竟是长久的解决方案还是短期策略性反应？历史上常有出乎意料的发展，因此这一判断尤为重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非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在长期的冲突和战争后形成的无奈结果。这一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只要一个国家接受主权国家的最基本原则，它就可以在保持自身政治、文化、宗教特性的同时融入国际社会，并得到国际秩序的保护。这种灵活性是主权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看似无甚规定的体系，恰恰在需要模糊空间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了持久的作用，而那些条款清晰的条约，往往随着力量格局的变化而失效。解读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们需要以看似无用却大有用的智慧去审视。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含矛盾。它起源于打破旧式王权和宗教一统，承认欧洲国家的多样性，同时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统一。虽然确立了主权国家间平等的原则，却赋予了主权国家追求霸权的动力。它为和平目标创建了均势机制，但欧洲为恢复均势而不断陷入战争。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这个体系是在保障资本在一国之内积累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难以适应资本全球扩张的趋势。追求力量极化的帝国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都具有挑战均势的本能。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立生存与发展。建立区域共同体成为主权国家抵御全球资本的屏障，也是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路径，尤其有助于防止边缘地带国家沦为剩余价值的永久提供国。各国可通过参与区域或次区域组织来避免国家的覆灭。当前时代，各国面临合纵连横的选择，目标不再是互保，而是组织化的合作发展。英国脱欧公投体现了英国的艰难抉择：是让渡部分主权加入欧盟，还是保持孤立，或以英联邦为基础重建超国家合作组织？在资本和财富不断趋向集中的世界里，单一主权国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难以保持真正的经济独立性。只有通过超国家的合作，才能改变民族国家作为“鱼肉”任资本体系为“刀俎”摆布的命运。
资本具有不断积聚财富的本能，表现为对权力的极端控制欲和攫取权力的行动。金融全球化时代，资本为维持全球霸权不断追求最大化利润。全球霸权是资本帝国的圣杯，是其维持积累的必要条件，最终也成为其衰落的原因。中心与边缘的博弈不断上演，权力财富日益集中，边缘地带国家和人口增多，甚至中心国家也有被边缘化的可能。极化结构的全球资本体系愈加脆弱。欧美发达国家为争夺全球体系主导权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新的力量中心，如苏联等。这些反体系力量的形成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国家共同体的诞生。第三世界地区的形成和发展是这一趋势的鲜明体现。面对现实困境，只有通过超国家的合作才能争取一线生机。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落败，其根源并非在于两国之间的直接对抗，而在于两大体系的内在差异。经互会组织，局限于东欧区域，难以与涵盖美欧及亚太的大西洋体系进行全局性的竞争。经互会体系是苏联在二战后势力范围的产物，其等级化、同质化的僵硬结构，难以融入或吸纳其他新兴国家的力量。当美国成功将沙特和日本等国纳入其体系时，苏东体系在对比中显然处于劣势。在这场体系之争中，规模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规模代表着综合实力的基础。
苏联领导人未能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金融化对国家力量形态的重大改变。他们未能将货币金融领域的竞争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失误。这段曲折的历史——即尝试建构新体系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程——为未来反体系运动指明了方向。
要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体系需遵循自然法则，形成足以抵御主导体系压力的能力。结盟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策略。在欧洲主导世界的时代，通过传统结盟维持的均势体系虽有一定效果，却难以持久。康德提出构建一个由共和国自愿组成的联邦，以实现世界和平。这一设想在欧洲成为世界次中心时开始实践，从1950年的煤钢联盟发展到今天的欧盟。欧盟是世界上最先的洲际联盟，通过主权国家让渡部分主权，实现合作。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欧盟是对全球资本力量过度集中于美国的反制，是对苏东体系的替代。欧洲国家通过创建欧盟-欧元区来平衡美国的影响力，维护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要与全球体系相抗衡，洲域体系必须具备经济规模、完整产业链、独立政治、货币和金融体系等。除此之外，还要有高效的科研教育体系、维护自身安全的决心与能力。洲域共同体还需要道义和利益的双重感召力，通过共在共享的道义“协和众国”，实现各国间的互助互利。
如今的全球化是资本全球逐利驱动的，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当单一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无法为资本长期积累提供保障时，调整或改变世界秩序成为资本的必然选择。全球资本开始寻求多样性、洲域体系替代主权国家体系，这是全球化历史的新趋势。美国体系的兴起与衰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自身利益，美国不断制造全球危机，最终可能被全球资本所遗弃。
对全球资本而言，维持一支庞大的美军和全球基地网络是过于高昂的代价。欧洲模式可能成为替代模式。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传统欧洲模式的终结，新戴高乐主义影响下的欧洲提倡国家平等、保持民族多样性。英国脱欧体现了洲域化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但并不影响超国家合作的历史趋势。
亚洲曾是一个完整的国际体系，存在朝贡贸易关系。这一历史背景影响了近代亚洲国家进入世界体系的轨迹，也为世界体系的演进提供了东方式的选择。东亚长期存在的“地域经济圈”是国家与世界之间的特殊结构，可能成为未来全球舞台的重要主体。亚太地域经济在纳入全球体系后焕发出巨大活力，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合力塑造历史：全球秩序的新变革
除了全球资本的流动与亚洲的响应，改变历史进程的另一重要力量来自发展中国家争取改变自身边缘地位的努力。面对强大的全球资本及其代表国家，无论是传统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唯有通过合作才能与之抗衡。欧洲与泛亚区域的联合合作，北美自贸区和南美国家联盟的出现，正在共同瓦解单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
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正在改变全球秩序的基石。现代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经历变革，超国家的洲域共同体作为新的、更有影响力的基础单元，正逐渐融入到全球社会中。这些洲域共同体与主权国家一道，成为构建世界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多元资本、多元社会组织方式、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能源、通信等技术的进步是推动这一历史趋势的关键力量。
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源和通信推动了国家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能源、通信和基础结构将超越地理限制，各大洲将成为经济生活的新舞台。当前的经济转型由全球化转向洲际化，大部分商业和贸易增长将在洲际市场上实现，而洲际性的政治联盟将成为新型治理模式。这标志着从全球化向洲际化演变的新趋势。
毫无疑问，洲域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一个经济、政治概念。它超越了国家地理、经济及政治秩序，是一个涵盖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其范围不仅限于某一地理洲域，还包括超越地理空间的主权国家联合体。洲域共同体的核心在于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方式。
从正在成形的洲域共同体的经济结构来看，它们拥有支撑自身发展的基础资源、市场及制造业体系，同时拥有配置经济资源的金融服务业。为了保证经济活动和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它们还需具备足够的人口、后备劳动力的教育体系、完整的科研体系及保障发展所需的安全环境。相互包容的文化、化解矛盾的制度及机制设计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
长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体。但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洲域化共同体和币缘圈将成为世界新体系的主体单元。主权国家将继续存在，但不再是唯一主角。超国家的欧共体、泛亚共同体及相应的币缘圈将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洲域共同体在地理空间和经济体量上的优势将赋予其更强大的综合能力，包括核力量，这将极大地提高使用暴力的代价，有效遏制经济剥削的冲动。
注释：
[1] “钻石十年”的说法源于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2] 2015年建立的亚洲投资银行是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旨在推动亚洲及全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3] 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货币与金融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一战后的地缘政治。如同克雷孟梭所言，重要的问题不能仅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货币与金融问题同样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共识与合作。
这一变革不仅仅是地理或经济上的，更是政治和文明的融合与共生。在全球化的基础上，我们正迈向一个更加均衡、公正的新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