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这本书 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
第二章 史料的概述
历史的研究与书写都离不开史料。一手史料直接来源于历史时期的当事人或相关事物，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罗马研究的一手史料主要分为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两大类。现代学者撰写的通史和专题研究著作则被视为二手资料。不同类型的史料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局限性，因此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技巧来处理。本章将介绍基本的史料类型和处理方法。
一、文学史料概况
关于古典文学的各类体裁和罗马文学的发展历程，有许多详尽的著作可供参考。例如，孔德的《拉丁文学史》是经典之作，它详细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及其作品。还有冯·阿尔布雷希特的《自安德罗尼库斯至波埃修斯的罗马文学史》等，这些作品大多以流派和主题来组织材料，适合没有拉丁语基础的读者阅读。中文的综述可以参考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料为我们揭示了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时代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的文学史料是多语言的，但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主。经过长时间的选择性保存，现在留存下来的古希腊和拉丁语文学历史作品并不多，许多当年的名著只能通过他人的引述来了解。例如，早期拉丁诗人恩尼乌斯的《编年史》只剩下600余行的残篇。在使用这些史料时，除了关注文献保存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外，还需要关注文本的精确性，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世纪誊抄文本的僧侣们。古文书学或古文献学是研究文本精确性的专门学科。从埃及出土的纸草卷中保留了大量的古典作品残篇，对于修正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利用史料时，除了关注文本传抄的精确性外，史料的批判和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芬利的《古代史证据与模式》是一本了解古代史料缺陷以及如何运用史料的重要入门读物。其他学者如伍德曼和格兰特也对此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郭小凌在《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一文中强调了区分一手和二手史料的重要性，并指出在利用史料时需要注意其适用性。近期出版的《古代世界的真相与历史》这部合集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真相”在古代史学史中的含义和弹性。
在探讨古代历史书写的过程中，莉萨·豪的《真相与训谕希腊化时代撰史者的双重目的》为我们揭示了波利比乌斯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对于历史书写的独特见解。他们强调的不仅是真相的年代与事件的真实性和精确性，更在于褒贬方面的真相，即如果赞扬或批评的对象出现错误或超过适当的度，同样是错误的做法。更重要的是，真相只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道德训谕同样占据重要地位。这两者相辅相成，而非相互竞争或冲突。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更进一步强调，道德说教是历史的主要目的。
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古代作家在引用他人材料时，并不受现代版权约束，很少提及出处，使得后世学者难以判断材料的可靠性。近年来，古典学界开始将历史题材的著作视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视其为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流派。这种“文史不分家”的视角有其深厚的道理。古代作家更重视遣词造句、文体风格、文学感染力以及展示博学。古代史家强调，撰史是为了保存历史记忆，让丰功伟绩不被历史的尘埃掩埋。
以塔西佗为例，他虽声称自己撰史“不怒不喜”，但这并不代表他运用史料的忠实性。他引用的克劳狄皇帝的发言与出土的铜碑对比，显示出塔西佗在记载时虽然未篡改总体结论，但在用词、论证和修辞风格上有所改变。塔西佗对罗马城大火的描述也充满了文学色彩，显示出古代史学书写与现代史学书写的差异。
近年来，有学者对将史作视为修辞的史学史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们呼吁回归把“真相”作为罗马史学史研究的核心。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大部分作家出身于元老和骑士阶层，他们的作品反映的是罗马上层人物的视角，平民和小人物往往不在其关注范围内，即便出现也常作为讥讽、嘲弄、抨击的对象。在使用史料时，我们需要警惕落入“陷阱”，认识到所记载的事件未必具有代表性。
古代历史书写充满了丰富的内涵与深度，不仅追求历史的真相，更强调道德训谕、文学感染力以及上层社会的视角。这些特点使得我们在研究古代历史时，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分析史料的背后含义。在深入研究史料时，我们必须先探究在古罗马人的观念中，哪些事物或活动值得被记录，以及他们倾向于用何种文体来记载。我们也需要理解特定作品的作者背景、读者群体以及创作背景等信息。
尽管古代作家的作品存在局限性，但牛津大学的著名古代史学家弗格斯·米勒指出，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古人看待历史的视角，这是现代人所无法模仿的。西方古典学家在划分帝国时期的文学时，往往将其分为黄金时代（如西塞罗、奥古斯都时代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和白银时代（如小塞内加、塔西佗、斯塔提乌斯等）。这种划分并非绝对，对不同作家的评价也会因时代而异。
在对古代作家进行研究时，通常将其分为诗人和散文作家两大类。诗歌与散文在题材上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哲学作品既可以用散文表达，也可以用诗歌表达（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自老加图之后，罗马历史创作多以散文为载体。公元313年合法化后，主流作品中的元素逐渐增多。
诗人恩尼乌斯是罗马早期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罗马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后来的重要作家都熟知并受他启发。恩尼乌斯的《编年纪》是罗马史上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通过这部史诗，恩尼乌斯为罗马史构建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叙事，这些英雄与罗马的扩张史紧密相连。
另一方面，卢克莱修是一位重要的哲学诗人，他的《物性论》是对伊壁鸠鲁哲学最完整的阐述。在这部作品中，卢克莱修深入探讨了神、自然、原子等哲学概念，展示了古代罗马人对世界本源的思考。
古代罗马的文学创作丰富多彩，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展现了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在研究这些作品时，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作者意图、文体特点等因素，以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些作品的价值。西塞罗曾经盛赞维吉尔在诗中所展现的天才和技艺。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a）深受《物性论》的影响，诗人赞道：“知晓万物缘由之人，何其幸运。”至于为何采用诗体来书写哲学，卢克莱修认为哲学是灵魂的医，诗歌的魅力能够让孩子喝下良药。卢克莱修认为在未知恐惧面前，我们如同孩子。要研究卢克莱修，可以从《剑桥卢克莱修指南》入手。
卡图卢斯是罗马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家境殷实的他在青年时代移居罗马，凭借卓越的诗歌才华很快跻身上流社会。他的诗歌风格各异，有不少是表达与莱斯比娅之间执着热烈的爱情的抒情短诗。卡图卢斯钦佩希腊莱斯博斯岛的女诗人萨福，因此将恋人称为莱斯比娅。他的诗歌擅长表现内心感受，无论是痛苦煎熬还是快乐欢愉，都能深深打动读者。周作人、王焕生、张竹明等都曾选译过卡图卢斯的诗歌，目前还有李永毅的拉汉对照全译本可供参考。关于卡图卢斯的西文研究著作非常丰富，可以从近年来的“卡图卢斯指南”以及李永毅的《卡图卢斯研究》等成果和书目中窥见一斑。
贺拉斯是著名的拉丁诗人，生于维努西阿城，是释奴之子。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与怀念。贺拉斯曾赴雅典求学，并在奥古斯都时期受到赏识。他的诗作题材广泛，包括抒情诗、颂歌、杂咏以及书简集，有许多警句名句传世。其早期的诗歌较为苦闷，但后期的杂咏和书简则轻松诙谐，洋溢着哲学思考，描画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内对贺拉斯诗作的译注与研究有了长足进展，李永毅的《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是必读之作。近年来还有刘皓明的《贺拉斯〈赞歌集〉会笺义证》，为中文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参考。
这些诗人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充满了深刻的思考和动人的情感表达。他们的诗歌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也影响了后世无数读者和研究者。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是罗马乃至西方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他巧妙地融合了希腊诗歌的手法和体裁。他的著作丰富，包括《牧歌集》、《农事诗》以及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其中，《埃涅阿斯纪》尤为引人瞩目，这部史诗描绘了特洛伊城的毁灭和埃涅阿斯的冒险旅程。在罗马帝国时代和中世纪，维吉尔的作品被视为拉丁语言文学的典范，其中《埃涅阿斯纪》更是被广泛用于拉丁语教学。
《埃涅阿斯纪》的情节引人入胜。特洛伊城的毁灭，埃涅阿斯肩负使命逃离，海上漂泊，寻找意大利并建立新城的历程充满波折。其间，埃涅阿斯与发妻失散，在迦太基遇到了女神狄多。两人在天神的作弄下陷入热恋，但最终因使命的召唤而分离，狄多绝望自杀。埃涅阿斯在旅程中还曾到访冥界，预见到罗马的未来。他在意大利登陆后经历了种种挑战，最终建立了一番伟业。
对于这部史诗的基调和价值观，学者们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是颂扬帝国的，也有人认为充满了悲观和批判。但无论如何，史诗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对罗马历史的思考，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维吉尔的史诗在仿效《荷马史诗》的同时也有独创和颠覆，神话与现实、罗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史诗中错综交织。
《埃涅阿斯纪》自问世以来声名经久不衰，各种语言的译本层出不穷。近年来，新的译本不断涌现，其中萨拉·鲁登（Sarah Ruden）的译本因其高质量的译文和作为英文世界第一位翻译该史诗的女性而备受关注。兰登书屋还出版了芝加哥大学古典学家沙迪·巴奇的译本。除了这部史诗外，维吉尔还有其他作品也备受关注和研究。普罗佩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则是奥古斯都时代著名的爱情哀歌诗人，他的作品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他的哀歌体格律独特，深受亚历山大里亚诗歌的影响。维吉尔和普罗佩提乌斯的作品都是罗马文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欣赏。普罗佩提乌斯的诗歌中，有短小精悍的数行，也有长达一百多行的壮丽篇章。他的诗作大量运用神话元素，咏叹爱情带来的各种情感，包括煎熬、忧伤、忧虑，以及甜蜜。长久以来，普罗佩提乌斯的作品主要是专家研究的对象，并未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善。他的《哀歌集》已有中拉对照译本，由王焕生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10年推出了修订版。
还有奥维德这位奥古斯都时代的著名诗人，他的作品同样影响深远。奥维德学识渊博，深受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其他伟大诗人的影响，他的诗作是古典文化的重要载体。奥维德的作品包括《恋歌》、《女杰书简》、《爱的艺术》、《情伤良方》、《变形记》等。他的技艺高超，手法多样，擅长运用各种文学手法。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于公元8年被奥古斯都流放至黑海边。流放期间，他创作了《哀怨集》，表达了对流放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望。关于流放的原因，奥维德在《哀怨集》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解释——“一部诗歌和一个错误”。这引发了后世学者的各种猜测和解读。除了奥维德与奥古斯都之间的关系外，他的作品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框架，更多地把他看作过渡时代文化建设的参与者。
还有其他杰出的古罗马诗人如马尔提阿利斯、斯塔提乌斯和尤文纳尔等。马尔提阿利斯虽出身并不富裕，但凭借卓越的才华被授予“三子权”。他的作品机智、讽刺且率直。《奇观集》和《铭辞》是他的主要代表作。斯塔提乌斯则是所谓的白银时代史诗诗人，他的《阿喀琉斯之歌》、《诗草集》和《忒拜战纪》在中世纪影响深远。尤文纳尔是1世纪后期及2世纪初的讽刺诗人，他的讽刺诗充满对社会不平的嘲讽和鞭笞。他的作品中还包含了许多对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和生动描绘。这些杰出的古罗马诗人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二）散文作家波利比乌斯传
波利比乌斯，这位阿卡迪亚的迈加洛波利斯之子，生于亚该亚同盟的显赫之家。其父曾为联盟的代表远赴罗马和埃及，作为青年才俊的他也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历练非凡，后来成为联盟的重要官员之一。在罗马势力日益强盛的时代背景下，亚该亚同盟面临着生存的挑战，需要在依附罗马与寻求自主之间寻找平衡。波利比乌斯亲历了同盟内部的纷争与罗马的猜忌，更在千名领导人物被送往罗马听候发落的名单中，度过了长达十七年的流放生涯。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故人延请，得以教授小西庇阿学识。这一机遇使他能够近距离观察罗马的政治格局和军事策略，更亲身参与小西庇阿成为统帅的过程。当小西庇阿亲临战场指挥第三次布匿战争时，波利比乌斯得以亲眼目睹迦太基的毁灭。这段经历也激发了波利比乌斯的创作灵感，他用希腊语撰写了《历史》一书。这部著作旨在探究罗马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崛起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在书中，他特别阐述了著名的罗马宪政理论，揭示了执政、人民和元老院之间的制衡关系，凸显了罗马独特优越的平衡体制。他的史作被视为了解罗马共和时代最重要的权威材料之一，被后世罗马作家广泛征引。尽管学界对波利比乌斯的态度存在争议，但他对罗马的独特见解和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老加图出身并不高贵，却以其严苛、节俭和对希腊文化侵蚀的反对态度而闻名于世。作为拉丁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留下了关于罗马史的《起源记》。他的史观强调罗马人民的集体性而非个人的重要性。而他的传世之作《农业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罗马共和时期奴隶制经济、农业经营方式及理念、生产规模以及作物种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老加图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本身更是他对罗马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洞察。
瓦罗与撒路斯提乌斯：罗马文化的双重魅力
瓦罗，这位博学的罗马学者，以其深邃的知识和丰富的著作令人瞩目。他的《拉丁语研究》虽只剩下六卷，却仍为我们揭示了罗马语言之美。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更是对罗马农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论农业》一书便是明证。这部作品不仅是王家绶译的商务印书馆中文译本，更是罗马农业智慧之结晶。
撒路斯提乌斯，一个出身平民的史家与散文家，以其独特的笔触刻画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朱古达战争》与《喀提林阴谋》将读者带入罗马历史的漩涡之中。他的文风被昆体良赞誉为“不朽的迅捷”，在小塞内加眼中却也有其断裂、简短之处。撒路斯提乌斯不仅将个人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更深入地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中文译本由王以铸和崔妙因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理解撒路斯提乌斯作品的重要参考。
与老加图的撰史方式不同，撒路斯提乌斯更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喀提林阴谋》中，他详细记录了恺撒和小加图在元老院的发言，展示了两者对处理喀提林及其同党的不同立场。撒路斯提乌斯的描写让人们看到了罗马历史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其笔下人物的生动性格。关于朱古达战争，王以铸指出这不仅是一场关乎罗马存亡的战争，更是撒路斯提乌斯用以暴露罗马贵族腐化堕落的重要题材。关于撒路斯提乌斯的深入研究，塞姆的经典研究已有中译本，近期也有入门读物和专著可供参考。
维特鲁威的《论建筑》也是罗马文化的重要遗产。他的建筑理念融合了哲学、声学、光学和医学知识，为我们揭示了罗马建筑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他的建筑观不仅是对希腊、罗马建筑理论的传承，更是对后世建筑师的启示。这部作品由Marcus Vitruvius Pollio撰写，成为研究罗马建筑理论和价值的珍贵资料。
李维，这位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以其长篇巨著《建城以来史》为我们揭示了古罗马早期历史的丰富细节。出生于现今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这座城市的自由民在恺撒时代获得了公民权，李维见证了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他的著作是保留至今的极少数详尽记载古罗马早期历史的拉丁语作品之一，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李维的史料来源极为丰富，他选择性引用了许多在他之前的编年史家的著作。对于夸大其词的史料，他持批判态度。例如，在某一节中，他批评了某些作者夸大己方和敌方伤数的做法，认为这是许多撰史者的陋习。李维也并非完美无瑕地利用史料，波利比奥的作品就是他写布匿战争的主要史料来源，但经过对比发现他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删节，还有错误的翻译。
李维写史的目的在于通过“范例”来进行道德教谕，因此在史料安排上并不总是按照年代顺序。很大程度上，《建城以来史》并非早期罗马历史的客观记载，而是经过多次加工的历史轶事。李维推崇勇敢、服从、虔敬、爱国等美德，但他的关于共和晚期的章节已经佚失，对于帝制以及奥古斯都的态度也随之散佚，令人遗憾。
狄奥多罗斯，这位生于西西里的历史学家，用希腊语撰写了《历史丛书》，讲述从神话时代到恺撒的高卢战争这段时期的“世界历史”。虽然只有15卷完整保留，但这本书仍是研究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与希腊化世界接触历程的宝贵资料。
斯特拉波，这位生于小亚细亚的本都省的历史学家，作品广泛涉及地理、民族和习俗。他的《地理志》是研究罗马帝国境内各地区的重要文献。而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则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待罗马社会和习俗，他的《罗马古事纪》是研究早期罗马社会的宝贵资料。
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在古罗马时代创作了一部名为《名事名言录》的作品，这部书在文艺复兴时期备受瞩目。他通过这部九卷本著作，为我们呈现了一本实用的手册，集中探讨了各种德行或恶行、宗教仪式和传统习俗。每一章节都富有深意，是研究罗马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塞内加，这位出生在西班牙科尔杜巴的修辞学家，是斯多葛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生活经历充满波折，曾被流放，也曾显赫一时。塞内加的作品丰富多样，包括《书简集》、《论天命》、《论心灵的平和》等。他的文学作品同样出色，包括九部悲剧。据狄奥·卡西乌斯记载，他还有一部讽刺散文作品。
科路美拉是一位出生于西班牙的农业专家，他的《农业志》为我们提供了早期罗马帝国农业经济的宝贵史料。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农业被视为最高贵的产业，因此许多农学著作都带有道德训谕的意图。
老普林尼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博物学家，他的《博物志》是一部涵盖众多领域的百科全书。当他遇到维苏威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时，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救灾和观测工作中，最终不幸遇难。他的著作是研究罗马世界的重要文献。
弗隆提努斯曾在皇帝涅尔瓦和图拉真治下担任水利总监，他的著作《罗马水道》对研究罗马的城市设施和行政管理非常有价值。
约瑟夫斯是一位出身犹太贵族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犹太战争》和《犹太古事纪》都广受关注。他虽然在罗马生活并受到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但他的作品始终致力于维护和介绍犹太文化传统。
昆体良是第一位被韦斯帕芗皇帝任命的修辞学教授，他的《演说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艺术指导。这部作品的中文节译本名为《雄辩术原理》。至于费斯图斯，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他只活跃于二世纪的某个时期。他的作品对于了解他的思想和生平仍具有价值。在探寻早期拉丁语语法和罗马文化的宝藏中，费斯图斯的残篇无疑是一块重要的瑰宝。这些珍贵的文献片段，主要源自维瑞乌斯·弗拉库斯所编的《词语的意义》。这位奥古斯都时代的学者，被钦点为自己养子的老师，其著作规模宏大，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对于编纂历史文化大全的浓厚兴趣。这些费斯图斯的摘抄，如同窥探到了历史的碎片，让我们得以一窥早期罗马文化的丰富面貌。
谈到普鲁塔克，我们不禁想起这位充满人文气息的希腊传记家、道德家和哲学家。他的生活经历丰富多样，曾在阿波罗神庙担任祭司，也在雅典追求哲学研究。普鲁塔克的著作涵盖了多个领域，但最受人瞩目的当属他的《希腊罗马名人平行传记》。这部作品不仅激发了文艺复兴早期人们对古典学的兴趣，也因其对文化身份的探讨而备受关注。尤其是他的《罗马问题》，更是被用来探讨帝国时代希腊人对罗马统治的看法。
谈及笔锋犀利的罗马史家，塔西佗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出身显贵家庭，曾跻身元老阶层并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传世之作，如《编年史》和《历史》，都展示了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塔西佗的史作具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他刻画的人物形象鲜明，笔下的统治者形象经典，影响深远。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悲观主义，但他对元老院的看法却十分清楚，认为他们的懦弱和趋炎附势助长了暴君的得势。塔西佗借书中人物之辩来表达对帝国本质的看法，对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表示同情，同时也感叹罗马和平的代价以及强权即公理的残酷现实。
马可·奥勒留，这位公元2世纪的“五贤君”之一，在位时正值帝国风云变幻。他在戎马倥偬之际，以精练的文笔用希腊语记录下了个人哲学思考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以《沉思录》之名传世。马可·奥勒留的通信，也是我们了解公元2世纪政治与文化的宝贵窗口。他的思考寻求内心的宁静，顺应自然的召唤，表达对于世俗荣誉和死亡的轻蔑。他的哲学思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里斯蒂德斯，这位重要的希腊修辞学家和演说家，游历了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留下了丰富的作品。他的演说辞和散文为我们揭示了罗马盛世时期行省贵族对罗马统治的看法。他的作品体裁多样，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历史的重要视角。
阿普列乌斯，这位北非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作品丰富。他的《金驴记》影响深远，为我们揭示了罗马时代的宗教仪式和风土人情。他的其他作品如《英华集》、《申辩篇》等也为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生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奥路斯·盖利乌斯是一位生活在罗马的历史学家和收藏家。他的《阿提卡之夜》记有大量奇闻轶事，为我们了解早期罗马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盖伦，这位备受推崇的医学家，留下了大量医学著作，涉及多个领域。他在安东尼疫灾期间的观察记录为后世了解那场瘟疫提供了宝贵史料。他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中西结合，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西乌斯·狄奥，这位历史作家虽然居显要位置但在政治上并无显著影响。他撰写的《罗马史》叙述了从罗马起源到229年的历史。他以罗马人的角度来撰写历史，更认同于“罗马人”。虽然他的眼界不能算远，但他的作品为我们了解罗马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罗马帝国面临的问题如的发展以及北方蛮族压境等的思考。
赫罗狄阿努斯，这位叙利亚安条克人，他的作品也为我们揭示了罗马时代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思考。他的作品和观点丰富了我们对罗马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三）晚期古代作家与作品研究
罗何巴克尔在《晚期古代的史家》一书中对晚期古代的史家进行了深入分类与研究。这些史家的作品深受宗教影响，特别是在4世纪以后，取得合法地位后，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在文学领域的特一就是带有明显宗教印记的作家的出现。本节将围绕这些带有不同宗教印记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介绍。
一、背景概述
晚期古代文学领域的特一是《简史》或《摘要》性质的罗马通史的流行。这些著作多记事简约，注重概览而非细节描写，可能出于当政者和将领对快餐式教育的需求。尽管这些著作的宗教印记相对不明显，但宗教因素仍对许多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我们将以宗教印记是否明显为标准，对有关作家及其著作进行简介。
二、印记明显的作家和著作
1. 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
拉克坦提乌斯是一位重要的作家，曾任君士坦丁长子克利斯普斯（Crispus）的老师。他的主要作品《上帝的建制》（Divinae Institutiones）全书共7卷，通过先破后立的方式，批判多神教的荒谬性，论证的真理。尽管这部作品旨在反驳希腊罗马的传统信仰，但它对后世研究罗马的宗教、文学颇有助益。其行文风格颇有西塞罗之风，被杰罗姆称为最能言善辩之人。另一部作品《论迫害者之死》（De Mortibus Persecutorum）则记录了罗马史上曾迫害过的皇帝及其事迹。
2. 尤西比乌斯（Eusebius）
尤西比乌斯是4世纪上半叶教会斗争中的活跃人物，开教会史之先河。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和《君士坦丁传》（Vita Constantini）。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属于颂词性质，对君士坦丁大帝多有溢美之辞，不能完全作为忠实的人物传记来看。这部作品强调了神迹，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三、其他作家与著作
除了上述两位作家外，还有其他众多作家和著作也值得注意。例如奥古斯丁的作品在晚期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如《忏悔录》等体现了深刻的宗教思想和对人生哲理的探讨。奥罗修斯、阿米安等作家的作品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宗教氛围。
四、研究资源
对于研究晚期古代作家及其作品，罗何巴克尔的《晚期古代的史家》是一本重要的入门读物。阿兰·卡梅隆的《罗马的异教徒》也是不可错过的参考书目。早期教父及其著作收录在《尼西亚及后尼西亚教父选集》中。英文译注本也是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要资源，如Lactantius、Eusebius等人的作品都有英文译注本可供参考。奥古斯丁：罗马历史上杰出的教父与神学家
奥古斯丁生于罗马努米底亚的塔加斯特，被誉为早期最著名的教父和神学家之一。他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放浪色彩，曾信奉摩尼教。他对古典文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深厚造诣，使他最终在米兰教授修辞并正式皈依。奥古斯丁的著作丰富，最具影响力的有自传性的《忏悔录》和为辩护的《上帝之城》。这部作品不仅回应了阿拉里克洗劫罗马的事件，而且批评了异教徒是灾难之源。奥古斯丁强调，罗马国家的失败源于对荣耀而非正义的追求，真正的和平和幸福只存在于“上帝之城”。他的著作对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罗修斯与《驳异教史》
奥罗修斯是与奥古斯丁相熟的辩护史代表人物之一。他的7卷本《驳异教史》是一部从基督徒的角度叙述罗马历史、传说、地理、外交关系的著作。这部作品是对410年罗马之劫的回应，论证了罗马的灾难并非因接受而始。在奥罗修斯看来，人类早已经历了更多的灾难，并非灾难的根源。这部著作展现了奥罗修斯为辩护的独特视角。
非作家阿米安
阿米安是罗马帝国的一位著名史学家。他的作品《史记》以拉丁语写成，展现了希腊和拉丁文化的交融。阿米安历经多位皇帝，包括背教者尤利阿奴斯皇帝。他在著作中详细描述了尤利阿奴斯的皇帝生涯，对其着墨甚多。阿米安的著作也是了解异教贵族对帝国化反应的宝贵资料。由于阿米安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的作品中包含大量关于战争、敌人情报、外交交涉的细节描述，是研究军事史和欧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
尤利阿奴斯：多神教的热衷者与才华横溢的作家
尤利阿奴斯虽受过教育，但他被更传统的多神教和新柏拉图主义所吸引。成为唯一的皇帝后，他公开支持异教。这位皇帝本人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颂文、辩文、神学论文、讽刺散文、书信集等，展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尤利阿奴斯和利巴尼乌斯：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与他们的时代背景
尤利阿奴斯，这位异教徒学者，他的著作是理解公元四世纪下半叶异教文化与文化交融交锋的宝贵资料。在他的笔下，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皇帝与都市间的微妙关系，以及罗马政治文化的丰富多彩。他深受后世学者重视的著作也为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Cyril）所提及，他的核心论证成为了《反基督徒》（Adversus Christianos）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里尔的驳文中提到的内容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与异教的对立和交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那个时代，尤利阿奴斯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与此利巴尼乌斯作为叙利亚的安条克人，同样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持同情态度，并推崇尤利阿奴斯皇帝。他是一位涉猎广泛的学者，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徒都与他有深厚的交往。他的著作涵盖了演说词、通信等丰富的内容，为我们理解公元四世纪帝国东部城市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的思想、观点和文化背景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门生都深受其影响，他的思想和智慧一直流传至今。
罗马历史与文学，一直以其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资料吸引着学者们的研究。其中，《罗马国史大纲》一书，虽未如西塞罗的文风那般华丽，但却以其简约明朗的笔触，被采用为中世纪的拉丁语教科书，深受读者喜爱。谢品巍的译本更是为中文读者打开了了解罗马历史的大门。
奥勒留·维克多的《罗马皇帝》虽是一部叙述罗马历史的著作，但其文风却与撒路斯提乌斯和塔西佗颇为相似。这部作品强调历史的垂训功能，但因其文笔雕琢和晦涩，流传并不广泛。而马克罗比乌斯的《农神节对话》则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哲学、幽默以及诗人维吉尔的对话，展现了他独特的文学视角。
希多尼乌斯·阿波里那里斯虽为克莱蒙主教，但其作品中却包含了大量与早期罗马文学的互文，维持着相当高的文学水准。他的诗文不仅是研究罗马文学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罗马文化、政治、宗教的宝贵媒介。
除了这些文学史料外，罗马研究还借助大量的铭文、纸草文献、钱币、法律以及考古资料。铭文学、纸草学、钱币学等辅助学科所提供的史料，其价值远不止于辅助我们了解罗马史。这些文书史料本身就是罗马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了解罗马文化、政治、宗教的重要途径。
铭文刻在石材、金属等耐用材料上的文字，是研究罗马历史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广泛，包括法律文书、皇帝圣谕、元老院决议等。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如奥古斯都的《功业录》和戴克里先的《最高限价敕令》仅以铭文形式得以保存。铭文与文学史料之间也存在有趣的对比。例如，高卢的一块铜碑记载了皇帝克劳狄在元老院中的发言，与塔西佗《编年史》中的描述形成对照。通过对比两者，我们可以看到塔西佗在描述克劳狄的发言时，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塑造，虽然基本结论相同，但细节上的差异显著。这也进一步突显了文书史料的重要性。
在深探罗马历史的过程中，克劳狄与塔西佗两位历史学家的著作成为了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他们的著作中，尤其在处理罗马与外来族群的关系上，展现了不同的视角和策略。克劳狄的作品，更带有学究气，从罗马的王政时代开始，论证了罗马一直积极吸纳外来人群，其中一些王甚至是外邦出身。他多次提及与他有关联的人物，用以证明非意大利人同样能展现优秀品质，如他的代理人路奇乌斯·维斯提努斯，来自今天的法国东南的维埃纳。塔西佗的版本则更为精练，更接近他自己的风格，他在描述罗马历史时，重点放在了罗马如何接纳曾经的敌人和被征服的族群，并赋予他们罗马公民权。风俗、文化和婚姻关系的融合使得“他们”逐渐变成了“我们”，这一点在克劳狄的作品中并未明确提及。
在探索罗马行省城市行政管理的独特视角时，出土于西班牙的几部弗拉维时代的《市政法》残篇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伊尔尼法（Lex Irnitana）和《元老院关于老皮索的决议》等文献，促使罗马史学家重新审视塔西佗的记载，并深化对早期元首制的理解。
除了这些具有独特价值的铭文外，地中海世界最丰富的铭文类型是墓志铭。虽然大部分墓志铭看似简短、单调，但它们却为人口学、社会学等专题研究提供了大量信息，极大补充了文学史料的不足。对于行省、地方城市、社会经济研究而言，铭文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诸如以弗所税碑等铭文资料，为我们了解行省的货物流通和贸易成本提供了宝贵线索。
铭文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的罗马研究分支，解读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铭文中大量使用缩略语，部分缩略语的解读尚存争议。许多铭文存在损毁情况，断句和修复工作极为困难。许多拉丁铭文没有明确的年代标记，使得断代工作充满挑战。尽管学者们会依据石碑的风格、拼写及语法、习惯用语、姓名学等来估计年代，但精确到100年内仍是一项艰巨任务。铭文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们不仅是研究辅助资料，更是参与罗马世界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方式。它们不仅是身份构筑的重要手段，还具有公共性、视觉呈现形式等特点，是沟通文献和考古遗迹的桥梁。对铭文学的研究价值应予以充分重视。铭文学领域的挑战与探索
一、铭文作为史料自身的局限
铭文的展现世界虽比文学、文献史料更为广阔，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定的局限。树碑刻字的费用并非寻常百姓所能承担，因此铭文所记录的历史更多反映的是社会的上层阶级。铭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兴衰起伏随着时代而变迁。在麦克莫兰的《铭文习俗》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在所谓的“铭文的第三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间的铭文现象存在明显的数量不均和表现形式差异。晚期古代的铭文与早期罗马的铭文习俗相去甚远。
解读铭文也充满了挑战。它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塑造公众形象的媒介。我们往往难以判断铭文中所列举的某人的美德是否真实反映了其本人。大量未编辑发表的铭文存在于地中海沿岸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使得以铭文为主要史料的研究容易“过时”。早期的重要出版物如《拉丁铭文大全》虽然索引详细，但查询起来费时费力，还存在不少石碑出处不明或记载不详的问题。
二、铭文的解读难点
铭文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公众形象的塑造。它倾向于展现最“正面”的一面，而隐藏或忽略不那么光鲜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铭文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其并不比文学史料更加客观。对于铭文中列举的某人的美德是否真实，我们常常无法验证，因为除了铭文之外，再无其他史料可以交叉求证。
三、纸草文书的重要性
纸草文书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艺文经籍类纸草文书经常能为我们带来新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残篇，而文书类则涵盖了管理、诉讼、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纸草文书的学科被称为纸草学。由美国学者罗杰·巴格诺尔所著的《阅读纸草，书写古史》一书系统介绍了纸草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巴格诺尔所编纂的《牛津纸草学手册》汇集了世界上重要的纸草学家，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纸草文书的发现、维护、内容范围及解读使用方法的介绍。虽然大部分纸草文书来自干燥的埃及，但西亚和意大利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纸草材料。这些资料为我们揭示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铭文学领域的研究充满了挑战与探索。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古代历史，我们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克服各种困难，挖掘更多的史料，以期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赫库兰尼姆和埃及纸草材料的研究，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特殊性。
在古罗马时期，埃及作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其独特性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随着从埃及纸草文献中挖掘出的信息日益增多，学者们开始面临一个问题：这些文献所透露的信息是否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埃及作为一个罗马行省的独特性和典型性究竟体现在何处？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一方面，埃及拥有丰富的纸草文献资源，这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罗马帝国在行政、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宝贵信息。由于埃及的历史背景、行政律法、语言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使得学者们对于纸草文献信息的解读存在争议。例如，奥古斯都在征服埃及后，对埃及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使得埃及从一个独立王国转变为奥古斯都的“私产”。罗马在埃及实行的基本政策是高低有序，严格限制各族群、各等级之间的经济婚姻往来。这些独特性在《皇家私库管理规章》的一些条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埃及纸草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推广至整个罗马帝国。另一方面，学者们也不能过分强调埃及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纸草文献的价值。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罗马帝国在行政、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一些普遍原则的重要线索。例如，多米尼克·拉斯伯恩和罗杰·巴格诺尔等古代史学家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埃及纸草文献，我们可以了解罗马帝国的一些普遍原则。除了埃及以外，其他地区如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也有小型纸草博物馆。纸草文书上的语言也并不局限于希腊文，还包括埃及语俗体、科普特语、拉丁语等。美、法、德、意等国都有研究纸草学的基地，学者们正在积极采用先进的技术对纸草文书进行深入研究。与此类似，陶片、（羊）皮纸以及木板文书等也是重要的文献资源。这些文献有相对统一的编目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总之在深入研究古罗马历史和文化时我们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既要关注埃及作为一个行省的独特性也要重视纸草文献所提供的重要信息。通过综合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三）罗马法的独特魅力
罗马法，这一古老的法律体系，如同历史的瑰宝，被完好地保留在古代作家的摘引、罗马法学家的专著、法典、铭文以及纸草文书之中。最早的成文法——《十二表法》虽已遗失部分原文，但其法律精神依然熠熠生辉，藏匿在古代作家的文章及《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西塞罗的《论题术》更是收录了罗马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和观点，展现了罗马法的深厚底蕴。
在公元2至3世纪，法学家的全盛时期到来，他们的观点不仅影响学术界，更直接影响法律判决。如帕皮尼安、保罗、盖尤斯等著名法学家，他们的观点和著作被广泛引用和传承。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作为一部介绍性的教科书，为后世提供了对法律的分类方法。而法律援引法更是在426年肯定了这些法学家的权威地位。
尽管罗马在数百年间没有编纂法典的传统，《十二表法》更多的是习惯法的记录。但在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后，真正的法典开始出现。罗马法的来源众多，包括公民大通过的法律、帝国时代的元老院决议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拉卡拉敕令”之前，罗马法的许多方面并不适用于整个罗马世界，许多地区和人群保留了自己的传统。而在罗马公民权普遍授予居民之后，法典的编纂工作开始展开。现存的重要法典如《狄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等，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法的宝贵资料。其中，《狄奥多西法典》虽含有一些关于摒除“异教”的条文，但其整体基调并非化。这部法典不仅具有政治意义，更在研究罗马社会、行政管理等方面有着巨大价值。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更是成为欧洲各国民法的源泉。罗马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对法律运作的思考为后世的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未经审判不得定罪”、“对犯罪知情但无法阻止者无罪”、“诚信原则”等都可追溯到罗马法。
罗马法的全面复兴始于11至12世纪，逐渐在意大中的比萨、佛罗伦萨等城市崭露头角。此后，罗马法的原则逐渐被引入教会法庭和德国的法庭中。至今，罗马法仍对世界法律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有许多基本概念只适用于当时的罗马社会，但其基本原则和法律运作的思考却为后世法律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灵感。罗马法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古老的历史背景，更在于其对现代法律制度的深远影响。三、实物史料与罗马研究深度洞察
古罗马文明的丰富遗产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史料。这些史料，如城市遗址、古建筑残骸、室内装饰、纪念碑、坟墓及随葬品等，为我们深入探究罗马社会、文化和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实物史料在罗马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窥古罗马城市遗址，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繁荣景象，了解古罗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古建筑的残骸和室内装饰反映了古罗马的建筑风格和艺术审美，为我们揭示了罗马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对这些建筑物的深入研究，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古罗马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面貌。
纪念碑和坟墓是了解古罗马社会历史的重要窗口。它们不仅记录了罗马贵族的辉煌事迹，也反映了罗马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的变迁。随葬品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揭示古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例如，通过对随葬品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古罗马人的财富观念、审美追求以及社会地位观念等。
钱币、餐具、劳动工具和生物残骸等也是重要的实物史料。这些物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罗马经济、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丰富信息。例如，通过对钱币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罗马的货币制度和经济交流情况；通过对劳动工具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罗马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而生物残骸和食物遗留物则可以为我们揭示古罗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
考古科学在罗马研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物史料的发掘、维护及阐释都离不开考古科学的支持。通过对这些实物史料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古罗马文明的发展历程，揭示罗马社会的内在规律和特点。考古发现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和方法。
实物史料在罗马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罗马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生动而真实的画面。通过对这些实物史料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古罗马文明的辉煌和独特之处，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和启示。罗马遗址广泛分布于地中海周边各国。对于研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古典考古学，斯蒂芬·L·戴森所著的《求索过去》一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个国家对于考古的资源投入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在殖民地时代，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掠夺了大量文物艺术品。英国考古学和英国博物馆的发展与兴盛与英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古典考古学也深受英国考古学的影响。希腊的雅典不列颠学院和土耳其的安卡拉不列颠考古学院为英国培养了大批活跃的古典考古学家。安东尼·汉斯和戴维·沃尔克于1974年创办了《英国考古报告》系列，旨在迅速推广英国的考古成果，至今仍在不断推出新的研究论著和报告。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合作成为显著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开展了一系列多国参与的考古项目。尽管与地中海世界相隔一洋，美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积极参与了地中海世界的考古项目，涉及小亚细亚、埃及、希腊等多个地区。
城市及城市化一直是罗马考古的核心领域。庞贝城的发掘是罗马研究史上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考古项目之一。庞贝城位于那不勒斯湾，历史可追溯至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时期。在罗马征服之前，庞贝是一个由萨莫奈人主导的奥斯坎城市，因此在意大利同盟战争时与罗马敌对。战后，庞贝逐渐转变为罗马殖民地，并一直是一个繁华的中等城市。公元62年的地震和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使庞贝城遭受巨大破坏。经过数百年发掘和研究，庞贝城为研究罗马帝国早期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宝贵资料。关于庞贝城的著作众多，包括综合性著作、专业书籍以及描述庞贝日常生活的书籍等。
庞贝城的废墟中保留了大量建筑物，从中可以一窥罗马帝国早期公共建筑物和民宅的基本结构，同时了解建筑物的风格变化与庞贝城历史变迁的紧密联系。必读书目包括探索庞贝城建筑风格变化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书籍，以及描述庞贝城罗马化与希腊化交织碰撞过程的著作。由于庞贝城保存了大量壁画和镶嵌画，这一遗址在艺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为了方便维护和保护，庞贝遗址的大部分原件现在并不在庞贝城，而是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展出。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庞贝城丰富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与研究。通过书籍、研究和不断的发掘工作，庞贝城的历史和文化将继续为世界所认识和欣赏。庞贝城：历史与艺术的交织
庞贝城，一个闻名遐迩的历史遗址，以其丰富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史料，吸引了无数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其中最著名的艺术品当属“亚历山大马赛克”镶嵌画，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两交锋的战争场面。这幅画作品色彩绚丽，形象生动，人物面部表情极具张力，无疑是前4世纪希腊化时代的杰作。
在庞贝的富人私宅中，壁画遍布，艺术史学家将这些壁画分为四种风格。从模仿大理石的庞贝一式风格，到制造“透视”效果的庞贝二式风格，再到侧重平面装饰的庞贝三式风格，以及经历大地震后更为繁复绚丽的庞贝四式风格，每一种风格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魅力。
除了这些艺术品，庞贝城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公共铭文、墓碑以及墙上的题铭与涂鸦。这些墙上的文字内容缤纷，从竞选标语到失恋告白，不仅揭示了庞贝城各阶层的社会生活百态，还为研究拉丁语白话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庞贝城的一个独献是墙上所留下的大量“助选标语”。这些标语一般包含某人支持或呼吁某人支持某候选人担任某职的信息。它们似乎揭示了罗马帝国初年城市政治生活的活跃以及民众在城市选举中的重要性。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些“助选标语”可能只是一种“社会仪式”，对竞选结果并无实质影响，只是由候选人的竞选班子组织的。
庞贝城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作为研究罗马史和罗马社会的活化石，更在于其遗迹不断引发新的问题，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原有的观点和理论。例如，对于庞贝城的经济结构和性质的理解就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庞贝城的纺织业是大规模的产业，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观点。
除了庞贝城，地中海周边国家的罗马古城遗址也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遗址与庞贝城一样，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庞贝城的考古成就也刺激了欧洲各地的考古活动。
庞贝城是一个历史与艺术的宝库，其丰富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史料为我们揭示了古罗马时期的生活、政治和经济状况。庞贝城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和探讨历史问题的平台。无论是艺术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能在这里找到无尽的灵感和启示。近几十年来，罗马帝国的遗址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除了城市遗址外，乡村地带的考古发掘也备受瞩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利比亚河谷勘测项目发现，古代利比亚的气候与现今相似，罗马帝国时期的农业活动甚至比现代更为活跃。这一重要发现归功于罗马时代居民所运用的一套复杂蓄水系统。
钱币作为重要的实物史料之一，在罗马研究领域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钱币学与考古学及历史学紧密相连，同时又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学科分支。在罗马早期，钱币制作以浇铸为主，生产的铜币较为粗笨。到了共和中期以后，冲压成为主要的制作方法。造币过程涉及将金属毛坯在正反两面印上不同的图案和文字，使用的动词在拉丁文中意为“打击”。由于制作方法的简单原始，罗马的常常存在厚薄不均、对焦不准、边缘粗糙的问题。
在罗马研究中，钱币作为史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助断代和皇权下的“形象塑造”两个方面。在共和时代，钱币上的铭文负责记录锻造者的名字；而在罗马帝国时期，虽然币值并不统一，但钱币上的纪年具有重要的断代作用。例如，“虔敬的”安东尼努斯·比乌斯担任多次执政，其钱币（和碑铭）在断代上存在一定困难。帝国时期的罗马上通常印有在位皇帝的头像以及与时事相关的图像和简短铭文。关于这些铭文和图像的选择，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它们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由都城罗马控制，代表皇城的理念和意旨；有的则认为钱币并没有宣传功能，而是用来提醒、纪念，是沟通的媒介。无论如何，钱币肖像和铭文对于研究皇权下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价值。
罗马皇帝的美德和成就通过钱币上的词汇和图像得以表达。一些重要的美德词汇如“公正”、“尽职”、“勇武”等，与皇帝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一些抽象主题如“胜利”、“和平”等也在钱币上有所体现。例如，卡洛斯·诺瑞尼亚的统计显示，不同皇帝统治时期，“慷慨”在钱币上的出现率与各位皇帝发放“赏赐”的频率存在基本对应的关系，这为研究罗马皇帝的政策和形象提供了重要线索。三、罗马钱币的变迁之旅
从共和到帝国，罗马钱币的历史见证了帝国的兴衰与变迁。币种、进制、重量和成色等都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仅是经济的变迁，更反映了统治理念的转变和内外环境的变化。在统治理念的裂变影响下，钱币上的词汇表达也发生了变化，如“英武至极”（fortissimus）、“不可战胜”（inuictus）等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词汇和“主人/君主”（dominus）这样的表达更加广泛出现。对钱币的研究也是罗马帝国经济“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货币流通状况和外来币种的多样程度，可以窥见各地贸易范围的大小。考古学家发掘出的钱币，无论是散币还是货币群的一部分，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研究这些货币群，可以了解到古人对各种形式的货币储藏的行为和背后的原因。这些货币有时被用于墓葬中或神庙许愿等场合，尽管数额和价值可能并不巨大，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罗马帝国境内各地的钱币图案和文字，甚至纪年方式都有其独特之处，对于研究各地区的文化传承与变迁非常有价值。在希腊语为主的行省和地区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如果想了解如何利用钱币研究历史，《钱币上的古代史》是一本不错的入门读物。而《罗马共和时代的钱币》和《罗马帝国时代的钱币》则是经典之作，包含详尽的钱币目录和深入解读，对于历史和政治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藏有罗马文物，尤其是梵蒂冈博物馆等博物馆藏品丰富且集中。古代的建筑物和艺术品也具有审美和艺术价值之外的史料价值。艺术和考古紧密相连，许多学者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在古代社会，建筑和艺术是信息和记忆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为人所用，而且为人所“读”。罗马艺术深受希腊艺术影响，罗马艺术史家关注罗马人如何利用希腊化艺术风格来表现罗马的观念和理想等问题。中文的有关罗马艺术史的专著还有待增加，但已有一些重要作品问世。四、罗马遗址与历史见证古罗马文明的遗产遍布欧洲、北非、西亚以及美国等地。想要探索这些文明的痕迹，就必须参观那些丰富的博物馆。从梵蒂冈博物馆到巴黎的卢浮宫，再到不列颠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藏有大量的罗马文物。意大利的许多博物馆也拥有丰富的藏品，如戴克里先浴室国家博物馆、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等。不仅如此，法国里昂、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等城市的博物馆也是不可错过的目的地。这些博物馆中的展品不仅包括古罗马时期的艺术品，还有大量的建筑复制品和模型等。古代的建筑物和艺术品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们不仅是审美和艺术的体现，更是历史的见证。从艺术和考古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建筑和艺术品，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古代社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艺术史是研究艺术创作历史文化内涵、风格流派、延续变迁的重要学科。对于古代社会中的建筑和艺术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该从古人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的重要性。通过对罗马钱币、博物馆藏品以及古代建筑物和艺术品的探索和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罗马文明的辉煌和历史变迁。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其价值无可估量，但文物的价值并非都来源于合法的挖掘与传承。很多时候，那些未经专业考古人士发掘的文物，往往因缺乏专业的保护而导致损毁。而那些来自非法渠道的文物，更是缺乏发掘地及地层等重要学术资料，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巨大的损失。据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考古学家斯蒂芬·戴森估计，在1990年，市面上近八成的文物都涉嫌非法挖掘或出口。就连北美的一些知名博物馆也难逃其外，收藏了一些来源不正的文物。
诸如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加州保罗·盖蒂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在2006年决定将部分文物归还给意大利。这反映出文物归属权的问题并非简单的法律条文就能解决。各国的文物法规也各有不同，如英国在1996年的《珍宝法案》规定，若发现具有300年以上历史的金银物件或多枚，发现者必须上报。这也反映出文物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近年来，随着文物交易规则的争议、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家的职业道德问题以及博物馆的功能定位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谁拥有过去？”这一问题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历史、文化、道德等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而我国作为文物流失大国，已经引起了学者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此，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积极行动，组织翻译了约翰·亨利·梅里曼编的《、艺术与文物返还》。这些努力都体现了我们对文物的珍视和对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