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是怎么做到自学成
个人生活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
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1952年4月16日，他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
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
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胡氏未育，著有《中国教育史》等书。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自学成才
钱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学铸造辉煌的典范，他从20世纪初期的江南乡村走出来，靠自学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钱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又成功地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邓广铭、何兹全、严耕望、余英时等钱门学子也已誉满学界。
与钱伯圭
钱伯圭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当年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与燕大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燕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燕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
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
与胡适
钱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与傅斯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与吕思勉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
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吕先生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评卷人的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
新亚岁月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孙鼎宸举家来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不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录。因其不惮絮烦记录详尽，积录成书，历次讲稿竟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1953年秋，新亚研究所成立，孙鼎宸入所学习，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亦为新亚研究所诸生出书之第一部 。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与港中大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写的。“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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