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谍海孽雄谷正文真相是什么？
谷正文(1910~2007)，山西汾阳人，原名郭同震(本文统称其谷正文)，是一个极其复杂、拥有多重角色的汉奸、国民党大特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自序”中，自夸说“近年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实际上，他出于其反动立场和自我吹嘘的需要，采用故意隐瞒、张冠李戴、夸大事实等手法，多处严重失实。
谷正文不是北京大学学生
《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正文第一句话就说“在民国二十四年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
媒体到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了1932年到1935年前后的新生入学登记或学生名单，根本没有“郭同震”这个名字，而且从山西汾阳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中，也没有和他的情况相吻合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期，北京大学所在地沙滩地区的一些青年，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支队伍，谷正文任大队长。由于这支队伍不是由北京大学学生组成，所以，人称谷正文为“杂牌大队长”。从此，“杂牌”也就成了他的外号。
2012年2月22日，媒体采访了1933~193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3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秘书长、现年101岁的刘导生同志。据刘老回忆谷正文根本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谷正文第二任妻子吴春莲是北京大学学生，被捕后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刘老曾经代表地下党组织，到监狱给吴春莲送过点心，但没有见过她本人。
曾是为虎作伥的日军汉奸
谷正文曾投奔了日军甲字第1415部队“城里宪兵队”(对外称“泺源公馆”)曹长、号称“济南之虎”的武山英一，成了其手下的汉奸特务。
历史亲历者、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孟蒙在《我对“谍海枭雄”的和斗争》《抗战期间解救我党战俘亲历记》中，披露谷正文为虎作伥、残害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志士的罪行。
1941年秋，日伪军对鲁中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党总支书记马楠(女)和共产党的挚友、国民党山东抗敌协会主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副主任李澄之被俘。他们坚贞不屈，日军改以怀柔软禁，而负责监视他们的，就是日本宪兵队曹长武山英一和谷正文。
1942年春，日军将马楠软禁在蒋光野、丁洁夫妇家，李澄之被软禁在济南经五路小纬二路颐恕里，也就是谷正文和日军翻译住的小院(不久马楠也转到这里软禁)。当年16岁的孟蒙(化名孟波)，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假借向谷正文请教戏剧表演、听留声机唱片等等，与马楠、李澄之接触、联系，准备营救他们。
1943年7月，在中共泰山地委的配合下，孟蒙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马楠带出城，送到八路军活动区。两个月后，他又如法炮制，帮助李澄之逃出魔窟。
开始谷正文不知道是孟蒙所为，陷入迷茫，后来知道了，气得咬牙切齿“非把小孟的头砍下来，挂在普利门上示众不可。”
在济南的两三年间，谷正文参与破坏了国民党济南铁血锄奸团(机关在芙蓉街芙蓉巷)、中共济南工委(机关在大明湖畔辛公馆)，对被捕的中共济南工委武思平等共产党人残酷刑讯。
抗战胜利后，武山英一被逮捕;1947年9月30日，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但在抗战胜利前夕，谷正文改名换姓，逃到北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郭同震”变成了“谷正文”。
谷正文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他为虎作伥的这段汉奸历史。
飞贼特务并未“倒挂金钩”
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小偷助我破获北平共党地下电台”一节说小偷出身的军统飞贼特务段云鹏采用“倒挂金钩”的方法，发现中共密台“位于北平桌子腿胡同四号院”，他带人将电台台长李政宣等人当场抓获。
194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北平地下电台确实遭到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的破坏，此案致使西安、承德、沈阳、兰州、天津、上海等多处中共地下电台受到牵连遭到破坏，被捕的中共地下党人达百余人之多。
综合罗青长、葛佩琦、熊向晖、沈醉等多人的回忆资料，该案件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王石坚(化名赵耀斌)，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系统联络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史上“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就属于王石坚的西安情报系统。
1947年9月，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醒吾)发现在北平鼓楼东部有一个可疑的电台呼号，就用吉普车载着侦测台进行侦测，锁定在京兆东公街周围地区。军统北平站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派“飞贼”特务段云鹏负责侦查，在京兆东公街24号破获了这部电台。
《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在这个案件的记述上至少有两处错误。一是李政宣密台地址不是北平桌子腿胡同4号，经考证是京兆东公街(今称东公街)24号;二是军统飞贼特务段云鹏是从无线电天线的异常上发现的电台，而不是神乎其神的所谓“倒挂金钩”。
段云鹏(又名段万里)，1904年生于河北省冀县徐家庄，曾在北洋军阀曹锟部下吃粮当兵。后来拜“燕子李三”为师，学了不少偷盗作案的本事。他身手轻快，擅长爬高越沟、蹿房越脊，人送外号“赛狸猫”，但也不是什么会“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加入军统后，他化名宋再起，干起了特务勾当。
段云鹏被捕后的审讯档案上记载，接受谷正文布置的任务后，开始阶段他也是不得要领，毫无进展。一天，他在看京兆东公街东边学校学生打篮球时，抬头时无意间发现，24号院的收音机天线与众不同。别的天线比较低，随便竖根木棍或竹竿，上头绑把儿破铁丝或绑个十字形的金属架，唯独这家天线杆又粗又高，由东南到西北竖着两根杆子，距离很宽。于是，他开始监视这个院子，发现了中央社会部李政宣密台。1947年9月24日，军统特务抓捕之前，段云鹏先悄悄潜入院子，蹲在窗户下面，等到李政宣密台报务员发完电报后才抓捕。
其实，监视平房内报务员的情况，根本没有必要脚挂在房檐上来什么“倒挂金钩”，蹲在窗户下面是最好的办法。谷正文的笔法属于武侠演义，不过为了吸引读者罢了。
受伤的是李才而不是刘仁
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正文开篇的“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第7、8页写道国民党北平市刑警分队长杜思忠在西单牌楼附近抓捕一位神秘男子时，“神秘男子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见我抢枪，旋即回过身来与我扭打。不过，因为我从后面下手，占着优势，，他很快就放弃了。他顺势将西装松脱，拔腿就跑。我望着手上抓到的西装和枪，迟疑了一会儿。”
杜思忠第一枪没有击中“神秘男子”，于是开第二枪，“神秘男子”应声倒地。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追踪，我们才查出这名神秘男子叫做刘仁，他是北平市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正式职衔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北方分局城区(北平市区)工作部长。”
这个事件当时北平许多报纸都有消息刊登，被称为“六一五”事件。媒体经过核对当事人张友恒撰写的《北京、天津情报工作的回忆(1941~1948)》，发现上述短短的记述中，至少有三处错误。
1.事件的发生地点是东四牌楼而不是西四牌楼。
2.杜思忠击中的是李才而不是刘仁。
李才(原名张友恒)，1919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苏联莫斯科学习过无线电通信技术，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1940年12月从延安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工作，1941年3月至1948年8月期间，曾三次进入北平从事情报工作。据李才在回忆录中记述，1948年6月15日，他正在东安市场五芳斋与负责掌管地下党经费的永仁堂老板娘李铮接头。
而谷正文提到的刘仁，原名段永鹬、段永强，四川酉阳人，时任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而不是城区工作部部长。此时远在河北解放区，根本不在北平城里，哪来的枪击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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