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无能的外交官完颜崇厚，一事无成却
1880年夏，在崎岖不平的中国西北部地区，中俄两国的士兵发生了冲突;千里之外，沙皇的海军舰队进入了中国的海域，数千中国士兵被派往天津布防，这是一场清廷不愿卷入的战争。此前，中俄双方刚刚就一项条约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北京，这一切都归咎于时年54岁的完颜崇厚，此人是一位富有的贵族，曾经的皇家心腹。不过崇厚此时已被判处死刑，正在狱中等待执行，他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无能的外交官。因为他被派往俄国就中俄条约进行谈判，非但没能促使沙皇做出让步，反而给人家送了份“大礼”。
此前，清朝已经谈判并签署了数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不过，那些都是城下之盟。而这次，却是因为外交官员的无能和天真而丧权辱国，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是她第二次掌权)拒绝承认该条约，并将完颜崇厚斥为卖国贼。
慈禧太后
清廷的“主战派”强烈要求处死崇厚，为他求情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很多人担心，一旦崇厚被杀，俄国将会借机入侵，或者，清廷一旦变得好战，可能会拒斥它此前同西方签下的其他“不平等条约”，引发新的冲突。如今保崇厚不死的是战争的威胁，他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真是一败涂地。
保留崇厚的性命正是避免战局的基点。不过，到底谁才真正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是完颜崇厚，还是造就他的朝廷?中国最差外交官的故事中最令人感到诡异之处在于，为什么是崇厚，一个一直以来总是把事办砸的人去执行这项重大使命。
崇厚曾被任命治理河流，接着这条河就发了大水，他被撤职，又被调往天津监管洋务。天津发生了针对法国传教士的屠杀，他又被撤职，并作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不到三年，他又被皇帝提拔至御前，作为皇帝顾问团的一员，与同僚一起在与日本的外交纠纷中吃了大亏。为什么完颜崇厚犯了这么多错，还能官运亨通?
天津，1861年起崇厚在此担任“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
捐纳入仕
王朝为何走向了灭亡，那些过分自我、虚荣和闭目塞听的独裁皇帝往往位于故事的核心。而我们故事的主角完颜崇厚，这位被历史遗忘的、不称职的满清官僚，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厚出身优越，生逢其时。，如果想要生活在“盛世”，1826年出生已经晚了，“盛世”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不过，对于渴望特权的官僚，这是最好的时代，帝国的体制已经腐朽，其中大有可为。
清朝此时依然自视为“天朝上国”，因为中国曾长期在世界上领先，，腐败的吏治和一场大规模叛乱削弱了王朝的力量。在完颜崇厚成年之前，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屈辱地败给了外国人，并向英国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偿。1850年，洪秀全在南部的广西起事，建立太平天国，公开对抗朝廷，差一点就将整个帝国拖垮。
帝国的羸弱并未立即被年轻的崇厚所察觉，他的家族世代为皇帝效命，他也渴望加入这一行列，光宗耀祖。
到了1850年代，清朝国库空虚、腐败一如既往，崇厚报答皇恩的机会来了。此时，朝廷一面继续科举取士，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可信的、能够解决财政危机的实干派来挽救时局。
崇厚的父兄都在朝廷为官，他们都曾进士及第。曾经，除了少数例外，只有进士才有机会成为高级官员，而其中的少数旗人进士，更因为与皇帝同族，得以成为大清帝国统治集团的核心。
僵化的科举考试已经无法适应现实需要，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大多不通外交事务，于科学技术更是一无所知。事实上，两个世纪前，康熙皇帝就认为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
为了掌握这些无用的学问，崇厚付出了很多努力，却一直没能考中进士，只是在第三次参加乡试时勉强通过，获得了举人头衔。
幸运的是，崇厚生活的时代还有一条为官的路径捐纳，即买官。捐纳的传统由来已久，以前，买卖的通常都是闲职;到了1950年代，朝廷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一些拥有实权的职位也开始待价而沽，为了鼓励大家买官，朝廷甚至会打折促销。崇厚的父亲和崇厚自己都是通过这条“异途”进入官场的。进入官场后，崇厚又得到了兄长的大力提携(此时他的父亲已去世)。
中国人在巴黎
1853年，崇厚获咸丰帝召见，三年后，30岁的崇厚就被委任要职——治理京郊的永定河。两年后，他因为对洪水处置不当，被皇帝罢免。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崇厚很快又得到了一项新的任命，赴天津帮办海防，后来的事实证明，清朝的防御不堪一击。外国军队攻入北京，清朝战败，圆明园被劫掠并焚毁。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迫切需要能与洋人进行外交斡旋的人才。
中国的皇帝视洋人为野蛮人，不愿同这些“逆夷”直接接触，朝中的重臣同样珍惜自己的声誉和颜面，不愿屈尊于野蛮人的行列。如今，外国势力急切地想要瓜分中国，朝廷就派出了完颜崇厚这样的中层官员。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清朝官员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领教到了，既然军事上无法战胜对方，就只好割地赔款，签订贸易条约，对于清朝的官僚，这虽然屈辱，但总好过紫禁城被围，皇上被迫接见不肯下跪磕头的洋人。
所以，当崇厚在战争结束后的1861年赴天津充任“三口通商大臣”时，这个刚刚创造出来的官职是个无人敢接的烫手山芋(至少对满清的上层官员来说是如此)。通晓洋务不是优点，反而会为人诟病，不过，崇厚没有这种烦恼。比如，1861年，一个普鲁士使团前来商讨贸易条款，崇厚以为普鲁士在西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便驳回了他们的请求。在天津，崇厚与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就不平等的条约进行协商，有一次，英法的要求也使他“怒发冲冠”。不过，天津的岁月里，他对外国人的态度逐渐软化，后来，他还催促朝廷往各国派遣外交官。“中国从未向外国派驻过外交人员，这会引起外国人的猜疑，应该派遣外交人员，表达我们交好的意愿”。崇厚说。
很快，崇厚就亲身实践了他的主张，成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个带领使团出访外国的帝国官员。不过这次出使并无任何值得自豪的地方，它源于天津地区“洋务”的恶化。
1870年春，谣言和猜疑的阴云笼罩了天津地区的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孤儿院)。传闻称，天主教堂的传教士、神父和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和杀害中国儿童，并对他们挖眼掏心。实际上，是一些中国人为了领取报酬，绑架患病的儿童送去育婴堂。
对于这种传闻，崇厚先是阻止地方官员的调查，然后又说服法国领事不深究此事。他低估了很多中国人对洋人的仇视情绪，因为后者长期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乏为非作歹之徒。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满人，那些群情激愤的汉人(其中有很多人长期不满于满人的统治)让崇厚深感不安，对此，他只是和了和稀泥，并没有去安抚愤怒的民众。
19世纪的巴黎
崇厚的策略于现实毫无助益，1870年6月21日，暴民杀死了法国领事，把尸体大卸八块扔到街上，起因是法国领事和地方县令在处理教堂事宜时，在争执中怒而开枪，打伤了县令的仆人。随后，约20名外国人(大多数是法国人，其中有2名神父和10名修女)和几十名中国信徒被杀。为了安抚法国当局，避免爆发战争，清廷将涉事的近20人处决(其中包括并未直接参与屠杀的人)。
“天津教案”事发地望海楼天主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崇厚受到的处分不过是降职一级。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承认自己没能控制住局面，请求皇帝惩处，不过他也把大部分责任推给了地方官员。他还主动请缨出使法国，代表政府向法国谢罪，最重要的是，旅费自理。
崇厚率领的使团启程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笨拙、不幸的使团。崇厚抵达法国时，法国正与普鲁士交战，法国总统无暇接见他，他一等就是好几个月，不仅如此，在北京，掌权的慈禧太后拒绝接见法国的全权公使，这激怒了法国人。处境尴尬的崇厚只能离开法国去了英国，后来又到了纽约，直到他被法国总统召回巴黎，正式向法国当局致歉。期的英语媒体对他也大加挞伐。有人认为崇厚对天津发生的屠杀负有主要责任，虽然这种责难对他有点不公平(起初，有报道认为，崇厚有意默许暴行，结果一些外国人跳出来为他辩护)。一份报纸称，他的官位是用钱买的，这还算得上公道。
这位满大人很快就回到了御前，1873年6月29日，崇厚陪同外国外交官觐见了皇帝，这是80年来的头一遭。一年前，他完成屈辱的使命回到中国，进入了兵部和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成立不久，不过它的气质跟崇厚很合，因为它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为帝国的外交部，当1873 年日本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它完全没能经得住考验，浑然不觉地掉入了对方的陷阱。
这一陷阱涉及两国之间的一个岛链，位于冲绳和台湾之间。当时，琉球王国(位于冲绳)向日本和中国纳贡，但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台湾则是中国领土。总理衙门没有意识到，日本正在极力改变这一现状。
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借口琉球水手在台湾东端遭土著居民袭击，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这一请求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日本对琉球拥有主权(，它也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皇帝和总理衙门的官僚没能参透其中的奥妙。未对该请求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只是不承认对此事负有赔偿责任，让日本自行处理。
副岛种臣
这样的反应正中日本下怀。日本随后派遣远征军(包括一些美国人)赴台湾，中国这才意识到，日本可能以此为借口占据台湾，局势似乎就要失控。历史学家莫尔斯(H. B. Morse)写道“两国似乎正在滑向战争，双方军队任何偶然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调停，最终，中国向日本支付了赎金，日军才撤出台湾。“真想不到中国会愿意因为自己被入侵而支付赔款。”威妥玛不无讽刺地说。
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最糟的时刻，并且贻害至今。崇厚在此事中所起的作用很难评估他只是总理衙门十名官僚中的一个，总理衙门之外，皇帝还有其他顾问。不过，崇厚很快又搞砸了另一件大事，这件事毫无疑问应由他负全责，并且成为了他官场生涯的“代表作”。
总理衙门办公场景
崇厚1867年创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召见外国公使
总理衙门
直到1878 年，崇厚是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外交官的，这件事依然非常费解，中国的外交事务为什么要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有一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也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就像一个失败的足球经理，之所以被雇佣，只是因为以前做过足球经理，崇厚就是这样，被授予同俄国谈判条约的使命。当时，中国在新疆取得了罕见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击败了一股寻求新疆独立的叛军，这些叛军的后台正是俄国。战争的胜利使北京巩固了对新疆的控制，俄国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终于有一次，中国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上风。
崇厚又出发了。有人建议他走陆路去俄国，可以途经新疆，熟悉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这会对他的谈判有所帮助。不过，他的目的地——圣彼得堡太远了，他最终还是乘船先到了欧洲，然后又转乘火车。在巴黎，他会见了中国的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崇厚对谈判的毫无准备令郭嵩焘目瞪口呆，郭断言，崇厚肯定会把事情搞砸。(郭本来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官员，但却因为与洋人“同流合污”被诬蔑为“有二心于英国”，他在公使的职位上只干了三年。)
北京的朝廷开始意识到，崇厚显然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要跟俄国人谈判什么，因为他发回北京的地图上有一些地名是错的。1879 年9 月，崇厚同意了一项条约，不仅没能让俄国归还领土，还将新疆的数个战略要地拱手送给沙皇，并让俄国人获得了宝贵的长期贸易特权，可以越过边境，深入中国领土开展贸易。这无疑是一项不平等条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所有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最令人费解的一条。当北京同僚对条约草案的质疑随信抵达俄国时，崇厚回复说，条约已经备份完毕，因而无法更改。10 月，《里瓦几亚条约》签署，崇厚启程回国。
《里瓦几亚条约》签署地里瓦几亚宫
在北京，未等崇厚归国，条约签订的消息已使朝野震动。慈禧斥责了崇厚;朝廷将他关进大牢，罪名是违抗圣旨，因为他不等朝廷批复，就擅自签约回国。士人向朝廷上书，抨击崇厚“愚不可及”“荒谬可笑”的外交，他们要求处死崇厚，并对俄国开战。3 月，崇厚被定罪，判处死刑。
多亏维多利亚女王
《里瓦几亚条约》的国际反应同样迅速而强烈。听说清朝要处死一位特使，拒绝承认一项已经签署的条约，这令西方列强深感不安。一份十年前还嘲弄过崇厚的英国报纸此时称其为“不幸的特使”。维多利亚女王致信威妥玛，表示对崇厚的命运“深感震惊”，她命令威妥玛以她的名义向清廷施压，要求特赦崇厚。
维多利亚女王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被派往俄国，代替狱中的崇厚，要求与俄国就条约重新进行谈判。曾纪泽的外交风格傲慢而强硬，他拒绝做出让步。俄国不愿开战，最终同意了曾纪泽的很多要求。曾纪泽以英雄的姿态回到北京，强硬派从他这里学到了一种并不可靠的经验永远不要对外国人让步。
曾纪泽
1880年8月，崇厚获释，西方人不仅为他求情，俄国人还以保全他的生命作为与曾纪泽重新谈判的条件。，崇厚的外交滑铁卢虽然终结了他的官场生涯，但也救了他的命。
崇厚提前退休，在北京的大宅子里过起了闲适、富裕的生活，读读书，侍弄侍弄花草鱼虫。崇厚的宅邸有100多间房，他也不遗余力地想要填满它们在他生命中的13年，他与一名小妾共生了6个孩子(此前他已经有9名子女)。在此期间，崇厚也竭力想要恢复自己的名声，慈禧50大寿时，他向朝廷捐献巨资为太后祝寿，但收效甚微。1893年，崇厚去世，恢复名誉的使命留给了他的后人。
崇厚很委屈，出狱后，他逢人就说，自己是一只替罪羔羊。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只知道到处为自己辩解，却不肯“闭门思过”。其实他大可不必担心“遗臭万年”，因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忽略了他的存在，《经世悲欢崇厚传》的作者汤仁泽是个例外。汤仁泽认为，要以史为鉴，我们就必须关注崇厚这样的“平凡人物”。腐败僵化的体制造就了中国最无能外交官，正是这个体制，不断地提拔他，容忍他的失败，直到他犯下无可容忍的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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