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生平轶事介绍邓子恢都有什么故事
最重闽西情
邓子恢是新中国的农业专家，曾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他在农业问题上曾与毛泽东发生过矛盾，但两个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闽西的革命岁月中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前不久，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深情讲述了父亲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并称这一直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
为毛泽东炖汤
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颇费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闻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他深知红四军的到来将极大改变闽西的局面，便星夜赶往长汀会见毛泽东。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又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邓子恢知道红军神出鬼没，于是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毛泽东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红军官兵平等，凭肉眼很难辨认出谁是部队的指挥员。经多次打听，才见到了衣着简朴，而威名远扬的毛泽东、朱德。见面，举止不凡的毛泽东给了邓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他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特别是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毛泽东交往甚密，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邓子恢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毛泽东为师长和益友，毛泽东也非常看重邓子恢。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虐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邓子恢与毛泽东不以利交、不以势交而是危难之中显真情，这样结下的战斗情谊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痊愈的毛泽东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1934年，毛泽东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坚持斗争，两个人不得不拱手告别，这一别就是12年，直到1946年俩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泽东高兴地送给老朋友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巧赊粮
1931年端午节过后，刚熬过春荒的贫苦农民，又迎来青黄不接的夏荒季节。福安溪柄这个产粮区也五谷歉收，灾荒严重，许多农民已绝粮断炊，靠野菜充饥度日。而福安国民党当局却照样横征暴敛。地主和粮行老板都把粮食贮藏起来，囤积居奇，一面抬高米价，一面从水路偷运粮食到外地卖高价。此时，邓子恢正到福安巡视，而马立峰正在学校，邓子恢了解到溪柄一带农民因交不起麦债而愁苦怨恨，便决定以断粮为导火线，发动农民破仓分粮，救济饥民。他就和马立峰来到溪柄马厝。
乡亲们听说马立峰家里来客，晚饭后便来串门，具有丰富农民运动经验的邓子恢通过马立峰作翻译，一会儿功夫就和贫苦农民谈到一块去了，农民的斗争热情很快地被他调动起来。就像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溪柄洋，各村纷纷成立农会。邓子恢从农会中挑选骨干，组织几个队伍专门对付地主粮行老板，监视这些地主资本家的举动。
一天，黎明前的时光，溪柄的街上寂无人影，只有几盏忽明忽暗的“风不动”在夜风中摇曳，农会的会员们就埋伏在当地一个最大的地主兼粮行老板家门口。过会儿，只见一个肥头胖脑的老板从大门口出来，在指手画脚地指挥雇工偷运粮食。这些人偷偷摸摸地把一袋袋的粮食运往河边，装上船，准备起运。这时，突然一声大吼“不许把粮食运走”。农民们一拥而上，紧紧地围住运粮老板;有的还跃上大船，控制了粮仓。与此，其他几支农会队伍也都阻止了想外运粮食的老板地主。
清晨，东方刚透露出一丝曙光。溪柄街上就挤满了几千从附近各村赶来“买”粮的群众，很多前聚集了许多农民。邓子恢一面指挥大家扣住了粮船，一面派农会会员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坏人的捣乱破坏，并派农会骨干代表与地主谈判，要求冻结米价，实行平粜。接着，以农会名义在溪柄街上公开贴出通告，规定米价。
粮船被扣留下了，米价也冻结了，可是农民手里一元钱也没有，还是弄不到米。邓子恢、马立峰与农会会员研究后，进一步发动农民向地主粮行老板进行赊米的斗争。告诉农民为管多少钱一斗，先赊下来再说。有些农民当心地主不肯，邓子恢引导说“怎么不行，拖债、扣粮船、封河道、办平粜都胜利了。赊米还有什么办不到?”有些农民说这样干没良心。邓子恢继续引导说“什么叫良心?地主老板向我们收租逼债时给你讲良心了吗?”这样，农会便选出十几人组织了平粜委员会，找地主老板谈判。
代表们与地主和粮行老板谈判，要求赊借粮食。地主粮行老板怒火中烧，气汹汹地说“你们要共产吗?”坚决不答应农民的要求。
“不行也得行，你存粮，让我们饿死呀!”
“好说不答应，我们就自己动手了”
这时粮仓外边挤满农民。有的提着麻袋，有的挑着箩筐，准备动手打开粮仓。老板娘见势不妙，吓坏了，赶紧叫老板同意农民的要求。地主老板们在觉醒的斗争农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骄横霸道，乖乖地答应平粜委员会提出的条件。晌午时分，平粜委员会代表统计了几个大粮仓的粮食，开始分粮。每个仓库的粮食都被分得一干二净。农民们扛着粮食诙谐地说“这叫老虎借猪，有去无还”，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各村去了。这场斗争，名义上叫赊粮，实际是分粮。它的胜利，鼓舞了溪柄一带农民的斗志，于是先后有一两万人卷入了这个斗争的浪潮中去。
坐车学问
“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
洛阳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陈毅、邓子恢一行就风尘仆仆驱车进入这座古城。他们在陈赓的陪同下，视察了攻克洛阳时战斗最激烈的战地现场，然后听取了刚到任的洛阳市委书记周季方、市长杨少桥汇报的城市接管的有关情况。
邓子恢特别关心城市交通问题，尤其是黄包车问题。因为在旧中国，公共交通很不发达。一般城市都没有公共汽车或电车，黄包车是一般城市最流行、最普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轻便灵活，遍布市区的各个角落。这种人拉人的卖苦力的社会现象，对于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农民出身的革命者来说，无疑很不习惯，也很不理解，甚至无法容忍。如何对待和处理黄包车问题，不仅是城市接管中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政策性很强。邓子恢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担任市长的杨少桥如实汇报“我们进城后，老百姓不摸共产党的底，不敢再坐黄包车。我们的干部怕犯错误更不敢坐，怕群众说共产党的干部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经过讨论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黄包车是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坐，我们干部应带头坐。我是新市长，第一个坐，还特意在大街上绕道而行。这样，黄包车就重新活跃在街头巷尾，城市交通很快恢复正常。” 邓子恢听了杨少桥的汇报后，点头称好，特别是对市长能带头坐黄包车大为赞扬。他乐呵呵地对洛阳市的领导说“你们做得很好，很好!我们进入城市，要让群众有饭吃，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让群众了解我们人民政府是为群众办事的。这样，敌人散布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并赢得市民的信任，社会才能稳定，人政权才能巩固。”
1948年10月，中原地区的另两座重镇郑州、开封宣告解放。邓子恢调兵遣将，着手接管郑州和开封的工作。开封市内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黄包车。许多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战士看不惯这种人拉人的黄包车，感情上通不过。他们认为一人坐车，一人拉车太不平等，想取消这个行业，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队伍内部规定干部不得乘坐黄包车，并说明坐黄包车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不久，“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就成了一种“时尚”，而且传遍开封城。广大市民都以革命干部为榜样，也不去乘坐黄包车了。
无数辆黄包车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大批靠拉黄包车谋生、养家糊口的车夫顿时失业。他们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问题，人力车工会派代表到市政府请愿上访，要求发放救济金。市民们也大为不满，尤其是对老弱病人和商人们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许多人叫苦连天，但又不敢明说。暗藏的敌对势力，则趁机煽风点火，大肆散布各种谣言，利用市民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暗中进行破坏活动。霎时间，整个开封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谁也没有料到小小的“黄包车”事件，在开封竟引来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黄包车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对刚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革命者来说是始料不及的。
作为中原解放区主管城市和财经工作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感震惊，决定亲自过问此事。
一天，他穿着军装，带了几个警卫员，大模大样地坐上黄包车，让车夫拉着他和警卫员，穿行于开封繁华的商业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邓子恢在开封带头坐黄包车穿行于繁华的市区，等于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共产党的大官坐黄包车了!”这条富有爆炸性的社会口头新闻，迅速在开封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从邓子恢带头坐黄包车出行后，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黄包车风波，很快平息。黄包车行业继续开张营业。各种人力车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街小巷。黄包车车夫为广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务的，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访告状、要求救济。市民们出行和商业往来的交通运输车辆有了保障，城市商业又恢复了繁荣景象。敌人散布的共产党“要共产、要取消商业”的谎言不攻自破。开封出现的黄包车风波，对共产党、解放军接管城市的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处事稳健、富有魄力的邓子恢，在这场考验面前，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包产到户
中国共产党的七千人大会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得到逐步调整。在农村，由原来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后，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于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种形式进行支持和引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
1962年7月9日、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子恢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现在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邓子恢主张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统一起来，都在生产队，使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邓子恢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不同意把单独干活等同与单干，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又说“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在196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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