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封疆大吏岑春煊转向革命原为慈禧依仗？
1911年10月9日，“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夜宿武昌。是夜，武昌城中枪声大作，岑春煊“安卧如故”。次日晨，岑春煊遣人买舟渡江，再乘轮返回沪上，“沿途阅报，知民军已举黎元洪出任都督，革命由此告成矣”。
岑春煊此番途经武昌，原为赴任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因与当国者在川省“剿抚事宜”上意见相左，已于七天前辞职。
久历戎机、数任封疆的岑春煊心事重重、意兴阑珊，对于武昌兵变，竟毫不在意。
进退两难剿抚局
自丁未政潮瞿岑(瞿鸿禨、岑春煊)为奕袁(奕劻、袁世凯)所败以来，岑春煊在沪上蛰居了四年。
辛亥年春，清廷宣布川铁路收归国有，拒不归还士农工商所入股金，遂激成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清廷应对无策，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自是川乱遂大，难以制止”。
为平息川乱，经过盛宣怀推荐，清廷决意起用赋闲已久的岑春煊。岑春煊素有人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出任四川总督，在任整肃吏治雷厉风行，一举弹劾四十余名贪墨官员，人称“官屠”。由此，川人德之。起岑春煊赴川办“剿抚”，另一层用意是岑春煊久经战阵，威望甚高，有能力掌控调往四川的新军及川军。9月15日，清廷发布紧急上谕，以岑春煊为“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
清廷应对保路运动的“剿抚”之策，重剿轻抚，载泽、盛宣怀、瑞澂等人主张对保路运动强力镇压。但与清廷对岑春煊的构想相反，前往剿灭川乱的岑春煊还未出上海，即询问川路章程，岑认为，路事与剿抚相关，川省风潮正因铁路而起，若路事处理得当，风潮自然平息。对此，盛宣怀答以“朝廷命公剿办乱民，不命公问收路事，无以章程为也”。
盛宣怀的答复让岑春煊不满。于是，岑致电内阁，敦请朝廷下“罪己诏”，岑称，“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必须双方并进，并于谕旨中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而给还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欢欣鼓舞”。
岑春煊此议一出，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党人完全一致，朝野轰动，清廷中“剿抚”两派都大为震怒。“罪己诏”一议，等于认定政府失职，“铁路国有”政策完全失败。
9月下旬，岑春煊抵达武昌，与瑞澂言川事，知朝中大臣与之意见全然相左，遂向清廷电请辞职，朝廷立马就下旨同意了。
岑春煊尽管人未到四川，但与清廷的争端，却获得四川保路风潮中立宪派的欢迎。对于岑春煊入川，立宪派中人称“盼祷者不啻大旱云霓”。
立宪成空梦一场
岑春煊与立宪派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就与维新派人士有来往，受康有为影响颇大。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
庚子事变，京师危急，西后诏天下兵勤王，各省督巡观望待时，唯岑春煊以一甘肃布政使身份取道沙漠，千里勤王，“至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慈禧狼狈出走，岑春煊随身护从。一夕宿破庙，岑环刀立庙外彻夜。慈禧梦中忽惊呼，岑则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到达西安，慈禧哭着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后来，慈禧果不负承诺，岑春煊官位直线上升，历任巡抚、总督、尚书等要职，位跻一品，权重一时。而岑春煊也确属清末能臣，疆事凡有不决者，慈禧多有所依仗。
1907年丁未政潮，清廷中的清流瞿鸿禨一派联手岑春煊，欲排斥浊流奕劻、袁世凯一党。隐藏在此次政潮背后的，却是两种形式的立宪派之争。瞿岑以地方派立场为主，奕袁则主张加强北洋系力量。而早在1906年七月清政府颁“预备仿行宪政”上谕时，岑春煊就积极主张变革官制，促进提早立宪，秘密派亲信到上海，并写信联络张謇，允资1万元(银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背后除了地方力量之外，还与流亡海外的势力颇有来往，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为岑春煊充当谋士。
丁未政潮以瞿岑二人败北结束。袁世凯攻击岑春煊的手法，则是将康梁(康有为、梁启超)照片与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帧，并通过奕劻呈送给慈禧。慈禧最恨康梁，但仍顾念“岑某有庚子旧劳，勿令难堪”，岑春煊遂以“开缺两广总督”身份在沪上养病。
岑春煊开缺后，对于时局，越来越不满。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岑春煊对此更为失望，称此局面为“吏残于上，民怨于下，譬犹厝火积薪，不可终日危亡之势，尽人皆知”。
1911年10月3日，岑春煊下台后，他如此评价他与当国者之间的矛盾“比抵汉上，细审事机，知政府之发踪指示与川省之现办情形，均与鄙人所陈不无歧异。宗旨既各有所见，办法即不能强同，九牧十羊，事必隳坏。”
大厦将倾，岑春煊的立宪主张与施政观念，与当国者越来越乖离。他对10月10日夜发生在武汉的新军起事未必全无感觉，但更多的恐怕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为历史开未有之局
1911年10月中旬，岑春煊抵达沪上，此时得知清廷已补授岑春煊四川总督。岑春煊对朝命再三辞却，清政府一再电恳其勿辞，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崑)、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川籍京官也入奏“迭接成都、资州、重庆急电，呼吁声嘶，望岑春煊如望岁也!”岑春煊勉受川督。
岑春煊随后向清廷提出扩编军队、增拨枪炮子弹、发银百万两等要求。但其时，革命已经卷席东南数省，清廷饷困兵拙，筹饷、调军多为画饼，甚至于岑春煊所招的黎天才部，也投入共和阵营。岑春煊欲顺江西上，而沿江各省，皆已光复，欲借道江苏，而江苏革命已成。岑春煊欲为大清帝国尽一份力，也终于受挫。对于辛亥革命后清廷的局势，岑春煊称，“非至逊位诏出不可止也。”语带痛切，却也有驽马恋栈的诚挚。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昔日清廷的封疆大吏岑春煊转向了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岑春煊向北京内阁发出赞成共和通电，敦促清帝逊位，“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两广将士们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誓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
(本文参考岑春煊《乐斋漫笔》、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等著作。)
岑春煊(1861-1933)
原名春泽，字云阶，壮族，广西西林人，清末民初政治家、教育家。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官至总督、尚书，与袁世凯史称“南岑北袁”。民国后，先后任福建巡按史、粤汉铁路督办。及袁称帝，被南方推为讨袁军都司令。至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岑春煊与孙中山同为总裁，后反对北伐与孙中山决裂。1920年后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1932年，捐助十九路军3万元支持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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