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一位93岁高龄老人的最后一次斡旋之旅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章含之回忆。她的93岁老父亲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虽然年逾九旬的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你想，在那个年代，一架三叉戟，一大帮家人、护士、警卫，再加上93岁的老人，能不轰动嘛！”章含之说，“一个80岁的人(指毛泽东)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
章士钊的香港之旅出乎许多人意外，包括章含之本人。在接受采访中，章含之也详细回忆了章士钊此行的前前后后。1969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怪异网希望将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于是提出去
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已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去香港一事于是耽搁下来。
“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指章士钊)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章含之回忆，“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
“我回去问父亲‘你还去得了吗？’父亲说，他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章士钊最终成行，章含之却忧心忡忡。她后来在一篇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反而“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一次伟大使命”，章含之说，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父亲急不可待”。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回北京。“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在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回北京没多久，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告之章士钊得了肺炎，得到消息的周总理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又传来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
章含之回忆，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张群和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已经到了”，“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很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在章含之返回北京前，章士钊的这番嘱咐也成了他的留言。
“我父亲有两个心愿一是《柳文指要》能出版；二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他的第一个心愿后来实现了，他也算为自己的一个心愿而死吧。”
关于章士钊为两岸关系斡旋的一些“秘闻”如今已相对公开，让我们窥见在两岸关系初期，既有硝烟又有接触与沟通的那段特殊历史。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的“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一生交游甚广，这使得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在共产党内部，章士钊与毛泽东的交情更是一段佳话。章士钊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杨怀中)是老朋友，章士钊后来告诉女儿章含之，因为杨怀中身体不好，他把女婿毛润之介绍给章士钊，告之“润之有雄心壮志”，期望章若有机会能帮助毛。
1920年，筹备革命运动的毛泽东找到章士钊，怪异网希望能为其提供捐助，毛泽东后来告诉章含之，找章士钊借钱时，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基于与杨怀中的友谊”，慷慨的章士钊为毛募集了2万银元，这笔钱于当时的毛泽东而言，不啻天文数字——毛在北大图书馆作馆员的月薪才是8块大洋。这笔钱一部分捐助蔡和森等人赴法留学；另一部分则被毛泽东用作创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另一方面，章士钊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关系很好。“斡旋人”的角色，章士钊再适合不过。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曾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章士钊与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章含之透露，“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动员杜月笙回国”，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从1956年开始，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所以他有个很好的借口去探亲，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章含之半开玩笑地回忆，每次出行前，周恩来总理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但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1958年8月，金门炮战后，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看了很欣赏，但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
从1956年到1964年，每两年，章士钊都会到香港“探亲”，一住半年。这实际上也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但到了1966年又该启程时，因为“文革”爆发，固定的行程也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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