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哪年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哪年开始的?
1951年2月中旬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编制“一五”计划的核心领导小组。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财委加紧研究制订“一五”计划的方案。通过摸底、研究、讨论,到1952年6月,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已经汇总到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和中国人民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中财委很快拟出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由于我国还没有制订和实施五年计划的经验,有必要就我国“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已经领导一个大国胜利进行3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苏联政府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与苏联政府商定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草案编出后,周恩来于7月10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终于完稿,基本内容有五项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事项。
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基本任务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这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写成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起程飞赴莫斯科。由于人数太多,他们分乘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由北京起飞,沿中国东北、苏联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等路线,向莫斯科飞去。限于飞行条件,飞机飞了两天,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才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周恩来这次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他带来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
由于赴苏时间仓促,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才发现,我方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些文件有漏洞,比如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是周恩来不能容忍的。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代表团其他成员的住地,严厉地批评了负责此事的柴树藩“年轻人对待工作应该尽职尽责,一点疏忽和差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理的这番批评非同小可,柴树藩立即找来有关人员对这些数字进行了重新核对并改正过来。数字虽已改正,但柴树藩心中的内疚却很深,心理负担沉重。
让柴树藩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周恩来专程来到代表团住地苏维埃饭店看望大家,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周恩来送来一瓶白兰地,周恩来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柴树藩面前,向他碰杯敬酒,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周恩来的这一杯敬酒,一下子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在场的人深为周恩来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多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正式会谈。
周恩来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代表团将同苏方商谈的有关问题,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斯大林和参加会谈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斯大林表示满意。他笑着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对合作问题,斯大林表态“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在全面审阅了中国政府的文件后,斯大林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或14%。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对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一事,斯大林提出“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
,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他还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经过双方多轮会谈和各小组的紧张工作,到9月中旬,所谈项目终于有了一些眉目。这时,周恩来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进行会谈。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粟裕一行17人返回北京。当天就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代表团就“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的情况。
回国后,周恩来仍然继续密切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时,直接打电报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请示。每次周恩来都及时审阅这些电报,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定后,以最快的速度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到1953年4月,苏联援助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的协定基本谈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签字了。为趁热打铁,李富春接连从莫斯科致电和致信中共中央,请求指示。
4月30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电,指示非常明确“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所提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议定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议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8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即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
5月15日,李富春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上签字。这一《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
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至1954年10月,苏联政府追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广为中苏两国人民熟知的苏联政府援助中国“一五”期间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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