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参院通过驻华大使人选名案的简单介绍

怪人怪事 2023-04-29 09:05www.bnfh.cn怪人怪事

　　拜登新政府上台（1月20日）已近半年美参院通过驻华大使人选名案，新政府内政外交的框架和轮廓已经基本展现了出来。对内美参院通过驻华大使人选名案，拜登强调的是通过政府积极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美参院通过驻华大使人选名案，在带领美国走出疫情泥潭的美参院通过驻华大使人选名案，试图梳理和纠正美国社会当中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美参院通过驻华大使人选名案；而对外，拜登政府则试图摆脱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America First）对美国外交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力改善和传统盟友的关系，并重塑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

　　尽管相较于前任，拜登政府在内外政策领域均有很大转变，但唯独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拜登团队却没有全面摒弃上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路线。事实上，中美阿拉斯加峰会的“盛况”告诉了我们中美关系仍处于一个数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也证实了现如今美国两党对华的态度和对抗的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不过，与特朗普政府中不少明显是在积极推动中美“脱钩”和“新冷战”等中美全面对抗叙事的官员不同，拜登政府的新要员们，不管是像库尔特·坎贝尔这样的传统对华鹰派，还是杜如松（Rush Doshi ）、格维茨（Julian Geirtz）这样的新晋“中国通”，都是强调中美之间在竞争的，也要保持合作的姿态。这批人对于传统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的反感和抵触，很大程度上将引导未来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另一方面，在拜登对华班子已经基本搭建完成的情况下，新任对华大使的人选却还迟迟没有出炉。虽然传统上新政府上台第一年都是要等到五月份左右才会公布大部分驻外使节的人选，但相比于上届权力交接期间便已调好人选的特朗普，拜登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要纠结得多。眼下，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新一届驻华大使这个重要岗位，将可能由前国务院次卿，曾任驻北约大使的哈佛教授尼克·伯恩斯（Nick Burns）这位技术官僚色彩浓厚的老“外交人”来履新。

　　“难产”的驻华大使

　　这位新大使上任之后，大概会更多地扮演一个对华政策执行者、而并非制定者的角色。

　　自从去年十月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前卸任离开中国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美国都只能由代办（现任临时代办是傅德恩）代行大使的职责。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政府的驻华大使人选仍然拖到了六月份还未正式出炉。考虑到美国参院批准大使的流程和一般耗时，就算此时公布新大使人选，顺利走完参院的程序，新大使也要到八月份左右才能到岗。一来一往，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都将没有正经的驻华大使在任，这在中美这种级别的双边关系中，无疑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情况。

　　如果结合往年换届的惯例来看，新政府上任任命的第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基本都是要等到7-8月份才能到岗。就算是上届早早敲定人选的特朗普政府，最终作为大使人选的布兰斯塔德也是到了当年的7月才走完参院程序走马上任。只是因为布兰斯塔德去年前离任，没有等到惯例的待新政府上台的1月20日才辞职，这才拉长了原先一般只有半年的空档期，使得这一次的岗位空缺显得十分突兀。

　　，如果深究的话，并不存在所谓拜登政府驻华大使人选“难产”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中美关系处于空前微妙的大背景之下，拜登政府依然没有特事特办把敲定驻华大使人选作为一个要紧的事来处理，变相说明了拜登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采取的还是遵循外交传统、优先和其他美国盟友建立关系的思路。

　　2006年11月8日，北京，时任美国国务次卿伯恩斯（左）与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会面。摄Elizabeth Dalziel - Pool/GettyImages

　　目前风声传得比较大的，是拜登将敲定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k Burns）为大使人选。在转战学界之前，伯恩斯曾在外交领域混迹多年，从底层官员做起的他一路爬到了驻希腊、北约大使的岗位之上，随后又在康迪·赖斯手下担任国务院的三号人物。曾服侍过两党多位总统的伯恩斯，意识形态色彩和党派属性并不浓厚，属于外交系统中典型的技术官僚。

　　挑选伯恩斯这类为人随和、派系色彩不明显的人来担任驻华大使，则有助于避免政府内部出现对华上的政策分歧。

　　伯恩斯深谙国务院和美国外交系统的运作机制，又和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等人有过密切工作关系，在2020年大选中也担任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鉴于拜登政府内有包括布林肯、苏利文在内大量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和专职负责气候问题的克里等不同势力存在，挑选伯恩斯这类为人随和、派系色彩不明显的人来担任驻华大使，则有助于避免政府内部出现对华上的政策分歧。

　　传统上走欧洲路线的伯恩斯说不上是一个“中国通”，但他在担任国务院政务次卿时也曾多次参与国务院对东亚和中国事务的管理，在涉华问题上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在对华的态度上，伯恩斯没有特别鲜明的立场和主张，更多是遵循美国外交界的主流看法。在近两年的各类电视访谈和学术座谈会中，伯恩斯多次到中美关系是当下美国外交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他也承认中美处于一个“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伯恩斯认为美国需要联合传统的盟友来促使中国遵守贸易和国际政治的规则，但他也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和脱钩等较为极端的手段和法表示了反对。

　　总体来看，伯恩斯对华的看法和拜登本人乃至他幕僚团队中主流的意见，并无相左之处，而考虑到作为大使的他很难时时刻刻参与到华府的决策讨论，具体工作时又需要和布林肯、坎贝尔、克里等拜登政府内多方“山头”协商这位新大使上任之后，大概会更多地扮演一个对华政策执行者、而并非制定者的角色。

　　对外的国务院，谁掌对华政策

　　无论新大使是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班底已基本部署到位。总的来看，本届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空前重视，无论是国务院、国防部，还是国安会中，都有多个专门负责中国和亚太事务的人，且涵盖从老将坎贝尔、到80后新秀杜如松、和格维茨等民主党内研究中国问题及中美关系的老中青三代人。

　　单从人才选用的角度上来看，这个班底的政策功底和专业水平都十分过硬，另一方面，有这么多专业的声音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也会影响到拜登政府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

　　2015年6月2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一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摄Alex Wong/Getty Images

　　作为一个传统的多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外交思想信奉者，布林肯在对华问题上没有过于鲜明的个人立场。所以布林肯对中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反应民主党外交精英对华主流的看法。

　　从拜登政府对华班底最顶层的内阁级别官员谈起，是外交系统的掌门人、国务卿，托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现年59岁的布林肯出身外交世家，常青藤名校毕业之后，早早成为了比尔·克林顿的撰稿人，近二十年来一直活跃在外交界一线，在奥巴马年间先后担任了拜登的国安顾问和克里之下的副国务卿职位。离开政府之后，布林肯仍保持了和他老上司拜登的紧密联系，在后者成功当选总统之后，作为他的主要外交政策智囊而成为了国务卿。

　　作为一个传统的多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外交思想信奉者，布林肯在对华问题上没有过于鲜明的个人立场。所以布林肯对中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反应民主党外交精英对华主流的看法。在奥巴马年间，布林肯和其他人一样在处理对华事务中基本都是遵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接触政策为主（engagement）的框架。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双方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关系突显，布林肯也开始认可中美双边关系在未来和当下都将处于长期激烈竞争状态。

　　布林肯上任之后，屡次强调了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他认为中国是唯一有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去挑战现有国际政治体系和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但布林肯反对通过单边主义行为（惩罚性关税）和新冷战思维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布林肯定下的中美关系基调，主要是围绕着重塑美国全球盟友体系、加强升美国自身实力等方面展开，并非是挖空心思去遏制削弱中国。

　　布林肯强调，中美关系“应在竞争时竞争，可以合作时合作，必要对抗时对抗”，而美国在应对中美关系时，始终应保持从“强势的身位”出发，这就要求美国必须保持自身经济政治军事的硬实力，宏观上符合拜登政府的国内施政理念。与此，人权问题重新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核心话题，布林肯在过去的几次重要外交场合均到了中国在不同领域对人权的“侵犯”，体现了布林肯和拜登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执迷”和重视。

　　不难看出，布林肯对华的政策主张和立场，是拜登政府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主流对华意见。，保持这种对华即竞争又合作的姿态，未必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缓和的转机，这一点从双方阿拉斯加峰会的“盛况”中便能看出。

　　除了布林肯之外，国务院系统中的“中国通”还有拜登的老下属、长期从事中国法律研究又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浦杰夫（Jeffrey Prescott）。曾担任拜登竞选团队中核心外交顾问的他，很有可能将出任美驻联合国副大使，为不太熟悉亚太事务的大使琳达·托马斯保驾护航。另一位新生代的中国学者，去年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新一届政府应和中国展开全面“强硬外交”的拉普·胡珀（Mira Rapp-Hopper），则会负责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中的涉华问题部分。

　　“内朝”国安委，两名关键人物

　　相比于要兼顾世界各地的国务院来说，拜登对作为“内朝”机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安排，更能体现出他本人和美国外交界对亚太地区和中国问题的重视。与二十多年前克林顿政府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如今拜登政府国安委中专门负责亚洲事务的人员数量，是负责欧洲事务的几倍，充分表明了美国的战略和外交重心在冷战结束后完成了从欧到亚的转移。

　　而在当前国安会的架构当中，包括国安顾问苏利文在内，吸纳了一大批对华问题有深刻研究认识的学者和官员。其中名声最响的，就是原先曾为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的左膀右臂、一手谋划了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Pivot）和“亚太再平衡”的库尔特·坎贝尔。素有对华鹰派名声的坎贝尔此番二进宫，担任的是印太事务协调人/印太“沙皇”（Indo-Pacific Coordinator）一职，还带来大量门生故旧和他一起到国安会任职。

　　这批以坎贝尔为核心，在国安委任职的原智库精英和中国学者，势必将是拜登对华决策中的关键力量。

　　印太沙皇坎贝尔

　　坎贝尔也承认，原先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接触政策”已经基本宣告失败。

　　现如今已经64岁的坎贝尔是华府外交界、特别是对华政策领域一个熟悉的面孔。在过去的十几年，无论是在政府做希拉里之下负责东亚事务的主力国务卿，还是在民间做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等知名智库的研究员，他都是民主党这一侧对华政策的主要谏言者和策划者。在奥巴马政府任职期间，坎贝尔一手推动了“重返亚洲”政策的出台，强调美国应在亚太地区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卸任之后，坎贝尔又频繁撰文阐述美国应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政策路线，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客观来讲，鹰派名声在外的坎贝尔，在中美关系的新时期已经很难说是鹰派中对华态度最为强硬的几个人之一了。相比特朗普政府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坎贝尔对华的态度在强硬的前下还是保持了较为理性的思考。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坎贝尔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中美 “脱钩” 这一概念的反对。坎贝尔认为“中美类似两个连体婴儿” ，彼此关联程度极深，而脱钩必然将给两国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的损害，也是两国都不愿接受和无法承受的结果。

　　坎贝尔也承认，原先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接触政策”已经基本宣告失败。2019年秋天，在和苏利文共同在《外交事务》上撰写的文章“避免灾难性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一文中，坎贝尔出，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是正确的，但在保持和对华竞争的，必须围绕着和中国共存而不是压垮遏制的目标来开展中美关系。至于原先美国试图通过接触政策来改变中国的设想，已经被坎贝尔和苏利文认为是一个无法成功也不在现实的战略了。

　　在坎贝尔的眼中，美国处理中国问题最好的方法，还是要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团结美国的盟友力量，在国际事务和印太地区中都明确划出美国的底线和可以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和方向。最主要的，是要通过美国自身的努力给亚洲国家释放美国未来仍将在亚洲发挥主导地位的信号，以保证这些原先美国的盟友不会倒向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一点上，坎贝尔和其他拜登政府中要员的看法是十分一致的。

　　国安顾问苏利文

　　2016年11月9日，时任希拉里竞选外交政策顾问苏利文（中）出席一个竞选活动。摄Brian Snyder/Reuters/达志影像

　　在苏利文看来，攘外必先安内，美国必须要先做好自己才能联合其他传统盟友从强势的身位和中国开展竞争。

　　虽然年纪要小了二十岁，但现如今作为坎贝尔上司的苏利文，政府工作经验并不比这位老将要少多少。早在2008年，苏利文就是希拉里竞选团队中的核心骨干之一，随后也跟着她来到了国务院任职，先是担任他的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做了国务院政策制定办公室的主任。希拉里离开国务院之后，苏利文又成了副总统拜登的国安顾问，2013-2015年期间在伊朗核协议的谈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到了2016年，苏利文作为希拉里竞选团队中的首席外交顾问，是她核心圈子里少有意识到中西部锈带可能会倒向特朗普并发出警告的人。最终希拉里爆冷败选让苏利文暂时无缘重返美国的核心决策层，随着四年后另一位老上司拜登成功上位，本来应该是希拉里国安顾问的苏利文终于得到了这个四年前和他失之交臂的职位。

　　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学者型顾问，苏利文过去在野的四年中一直在反思美国外交政策的不足和希拉里败选的教训。痛定思痛之后，苏利文在近几年发表的文章都着重强调了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秉承外交既内政，内政既外交的基本原则；美国政府必须意识到指定外交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本国民众的经济利益。

　　在苏利文看来，攘外必先安内，美国必须要先做好自己才能联合其他传统盟友从强势的身位和中国开展竞争。只有在美国保持较强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地位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应对中国崛起这样的地缘政治挑战。，苏利文大力支持拜登政府为了重塑美国经济和缓和种族阶级矛盾而出的多项支出计划。

　　与此，苏利文和坎贝尔布林肯等人一样都反对中美进行全面“脱钩”。苏利文认为脱钩只在少数关键科技领域是必要的，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试图围堵遏制中国的做法，并不能起到正面效果。如同他和坎贝尔共同撰写的文章所说的那样，中美未来在保持竞争关系的还是要维持共存的状态。在无法也无力阻止中国崛起态势的前下，美国想维持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还是通过要靠维持自身实力，尤其是在未来尖端科技领域保持领先者地位的方式来实现。

　　考虑到苏利文，布林肯和坎贝尔三人在对华政策上均是持类似的看法，这种强调竞争但不放弃共存合作的模式，将是拜登政府短期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

　　若最终，驻华大使由伯恩斯这位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来出任，也将打破近几任美驻华大使均为重磅级政客、有过选举经验的惯例。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派出驻华大使中虽也有不少属于国务院系统的职业外交官（最近一次是小布什年间），但大体还是以退休的政治人物为主，近些年随着中国地位和重要性的升，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的四位驻华大使，均由政治地位较高的现任/前任政客来担任。

　　尽管伯恩斯在外交界和华府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有分量的人物，但相比于曾担任州长的布兰斯塔德、骆家辉、洪博培和曾担任三十多年参议员的鲍卡斯这些，有着辉煌政坛履历和较高地位的老牌政客，伯恩斯的“咖位”还是要低了不少。

　　不过，若拜登政府打破惯例安排一位技术官僚出任驻华大使，未必是要传递一种降格关系的信号。从美国外交系统和国安委的人员安排和侧重点来看，拜登政府很明显把中国议题摆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在聚焦中国的，拜登和其外交班子还要兼顾恢复美国外交形象和声誉的重担，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拜登急需重振外交系统内部人员的士气。

　　在聚焦中国的，拜登和其外交班子还要兼顾恢复美国外交形象和声誉的重担，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拜登急需重振外交系统内部人员的士气。

　　在特朗普年间，国务院的广大技术官僚群体基本上是处于长期靠边站的状态，大批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官纷纷选择了退休离开。国务院系统人员士气的低落和专业人才的流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拜登要恢复美国的外交声誉，必须要尽可能重塑这一关键群体的信心和动力。

　　与其他大部分国家不同，美国一直有30%左右的大使岗位是预留给政治人士（总统的金主和朋友）而并非职业外交官来出任的。这其中，大部分美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因为美欧传统的盟友关系，属于没什么风险又地位崇高的岗位，长期都是打发金主和总统故旧的好去处。

　　而拜登任命一个外交系统出身的职业外交官担任驻华大使这样高曝光率的重要岗位，既能够给当前士气低迷的国务院注入一剂强心针，同样还可以空出手来继续把其他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岗位，按照惯例空出来给拜登的故旧和金主。

　　鉴于拜登沉浮华府政坛半个世纪，和他沾亲带故的老牌政客和门生故旧不计其数，而内阁和政府岗位有限，拜登回馈的方式只剩下了外派大使这一项。这也是为何拜登在承诺要倚重外交系统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意放弃用金主和政客出任驻欧大使的传统操作。所以拜登任命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应该也有把亚洲的重要岗位交给职业外交官、来平息“民怨”的考量。

　　两位“80后”中国问题学者格维茨（Julian Geirtz）与杜如松（Rush Doshi）。网上图片

　　80后“新生代”，代际更迭

　　虽然杜如松、格维茨等人依然对中国问题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但他们在看待中美关系时，更多还是从现实主义而并非理想主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上篇》所言，拜登对华班子中，有布林肯、坎贝尔、苏利文这些声名显赫的老外交人；而像杜如松（Rush Doshi）和格维茨（Julian Geirtz）这样新一代的中国学者，也获得了参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机会。包括拉普·胡珀（Mira Rapp-Hopper）和其他一些在拜登政府任职的青年学者在内，这一批成长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新中国通进入决策层，意味着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开始发生代际更迭。

　　不同于刚刚故去的傅高义和马若德等老一辈知华学者，杜如松和格维茨这些出生在80年代的新生代中国通，没有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没有看到过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从冷战背景下成长的老一辈学者，亲眼目睹并参与了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过程，他们对中国有着一种较为特殊的感情寄托，主观怪异网希望中国能变得更好，也怪异网希望中美之间能够保持友好的关系。

　　作为他们后辈的杜如松等人，却没有类似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些成长于20世纪末的年轻一代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腾飞，国力抬升明显，并对美国亚太地区和全球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新兴大国。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扮演的是一个美国强力竞争者和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的角色。

　　虽然杜如松，格维茨等人依然对中国问题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但他们在看待中美关系时，更多还是从现实主义而并非理想主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基于当前社会的中国研究，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也变相反应了新一代中国学者更愿意从当下中国的情况来分析中方的意图和中美关系，而并非和过去一样用历史经验来，判断。

　　另一方面，杜如松这一代的中国通，中文要比他们的前辈们说的更流利，能够直接解读中国的官方文件，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现状有着更深刻全面的认识。比如，出身法学世家的格维茨，从小学习中文，后来又做过《财经》的北京实习生。对中美经济交流非常感兴趣的他，2017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讲这方面问题的专著《不可能的伙伴》，系统性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经济学界与西方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产生的影响。

　　这种基于当前社会的中国研究，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也变相反应了新一代中国学者更愿意从当下中国的情况来分析中方的意图和中美关系，而并非和过去一样用历史经验来判断。在这一点上，曾深度扎根云南一年多的杜如松和格维茨可以说是非常类似的。

　　虽然如此，但格维茨等新生代知华派，也不倾向对华采取冒进的单边强硬主义。他们尤其反对特朗普政府在缺乏一个对华长期大战略的情况下贸然展开和中国的激烈竞争。在格维茨、杜如松两人看来，美国还是需要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和传统的亚欧盟友一起打组合拳，在强化“民主阵营”自身实力的基础下来和中国竞争对抗。

　　在具体的政策上，年轻一代中国通的普遍特点是，强调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他们认为在近些年的疏忽之后，美国应该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通过政府主导的重视来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和5G网络等新兴技术领域赶上和超越中国。预计这种新兴技术产业领域的战略竞争，将是这两位在国安委任职的新生代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重点。

　　不过，这些新生代在拜登政府中担任的角色还都是一些比较低级别的幕僚位置。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杜如松等人想要更深度的影响中美关系，应该还需要更多的政治经验积累和时间的沉淀。

　　2021年4月22日，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华盛顿白宫举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摄Alex Wong/Getty Images

　　专门政策代表

　　气候特使克里

　　毕竟如果要有效应对气候变迁这一全球性难题的话，就必然绕不开中方在这一方面的合作。

　　随着民主党政府的上台，气候变迁和人权问题同样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竞选中承诺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实现碳中和的拜登，对气候变迁问题十分重视，特地挑选了自己参院的老同僚，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来担任气候特使，专门负责这方面的谈判。

　　在传统的经贸关系不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之后，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了双方少有的共同利益点。担任国务卿期间便屡次和中国就气候问题进行谈判的克里，此番重返内阁和国安委，也怪异网希望能通过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深度合作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毕竟如果要有效应对气候变迁这一全球性难题的话，就必然绕不开中方在这一方面的合作。

　　所以，克里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意愿，相对于拜登政府的其他大员来说是比较强烈的。虽然他也承认气候问题还是要排在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之后，但上任后早早到访中国的他仍是拜登政府内对华少有的“友好派”。考虑到克里和拜登良好的个人关系和气候变迁问题对于民主党的重要性，他的存在或许会让他与国务院和国安委中的对华鹰派发生分歧，进而考验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统一战线的能力。

　　2021年5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摄Pete Marovich-Pool/Getty Images

　　贸易代表戴琦

　　相对缺乏和拜登共事关系的戴琦，在经贸问题暂时不是中美关系焦点的格局中，未必能有效地影响到拜登的决策和考量。

　　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时期中美关系的侧重点暂时不在经贸领域之上。截止到五月中旬，中美双方仍按照2019年末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所定下的基本框架来操作，美国仍未取消之前对中国施加的惩罚性关税。为此，新上任的贸易代表戴琦的解释是，本届政府仍在就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要走完这一过程后才会做出决策。在双方都没有强烈意愿去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的局面下，现有的中美经贸状态应该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至于戴琦这位拜登政府内唯一的华裔内阁级别官员，在被拜登名为贸易代表前，基本是一个非华府圈内几乎无人听说过的技术官僚。公开材料显示，作为第二代华人移民的戴琦通晓中文，曾在广州任教过两年。国际法背景出身的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深度参与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在2007年到2014年期间是贸易代表办公室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法律顾问，也曾在WTO代表美国就贸易争端对华起过诉讼。特朗普政府期间，转为国会民主党人工作的戴琦，在《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起草和通过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不管立场如何，戴琦的专业水平是十分过硬的。从上任前后的公开发言能看出她和其他拜登政府要员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看法趋同，都认为中国既可以是美国的重要对手，也可以是美国的合作伙伴。相对缺乏和拜登共事关系的戴琦，在经贸问题暂时不是中美关系焦点的格局中，未必能有效地影响到拜登的决策和考量。

　　拜登团队

　　普遍信奉国际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拜登团队内部，存在大量观点性的共识。

　　总的来看，与内部人员组成和决策机制较为混乱的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模式是比较稳定和常规的。在中美关系的认知和政策主张方面，普遍信奉国际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拜登团队内部，存在大量观点性的共识。

　　整体上，拜登政府反对“中美脱钩”和“全面遏制”这种冷战思维为主导的政策路线，但也认可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列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做法。中美未来将不大可能重返奥巴马时期以伙伴和合作为主的基调，未来更多的还是会在“良性竞争”的基础上保持双方的共存和部分合作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拜登政府虽然把中国问题作为了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层面的重点，但相对美国自己的国内事务来言，对外政策（包括中美关系）仍是次要的。

　　拜登政府的执政路线，如同布林肯和苏利文阐述的那样，还是围绕着重塑美国的经济和科技硬实力，恢复美国的外交声誉和传统盟友体系等、较为偏向内政的几大核心所展开。

　　中国团队还未有实质性变动

　　某种意义上来说，CTK超长服役也是因为在体制内经验丰富的人才难得，很难有人能替代得了他。

　　比起明确已经有人员调整的美方，在中美关系天平另一侧的中国，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人员变动。自2013年以来长期担任驻美大使，服役时间已经超过八年的CTK今年即将年满69岁，远超于副部级官员正常的63岁退休年龄。尽管近些年中国外交系统中频繁出现副部级大使超龄服役的情况，但CTK这位老将历经三任美国总统还在坚守岗位也属于十分罕见的情况。

　　在担任驻美大使的八年期间，CTK见证了中美关系从友好走向了对立，但这位外交经验丰富的老将，通过建立和华府两党高层的关系，以及在英文媒体上的频繁露面，还是从容地应对了复杂坎坷的中美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崔天凯超长服役也是因为在体制内经验丰富的人才难得，很难有人能替代得了他。不过，近期中国方面传出外交部副部长QG即将接任大使的消息，崔天凯的历史使命可能要宣告终结了。

　　传言中将接过驻美大使重担的QG，是外交部当前最年轻的副部长。现年55岁的他，曾经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外交部发言人，有充分应对国际媒体和对外事务的经验。

　　只是，QG接替CTK一事仍停留在流言蜚语层面，在尘埃落定之前仍存在变数。

　　，还有一种可能是，考虑到拜登政府仍没有改变中美关系基调，CTK短期内仍将继续留在大使任上，等到明年党会过后再交班。不过这种可能比较低。

　　至于作为中美关系操盘手的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尽管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起码在明年年末党代会召开之前，都还将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人物。等到接替他们的人选到岗，拜登政府的第一任期都已经过半，所以现在思考这一问题还为时尚早。

　　中国对美思路的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中国对美外交战略和规划的变动很难被系统的定义。（这段就不贴了，原因你懂的，本文首发于端，原文的话可以去端那里看）

　　在未来保持“良性的竞争”而避免走向新冷战的方向，将是两国领导层的重点。

　　从目前拜登班子的构成和路线，外界能明显看出中美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是民主党政府取代了共和党政府执政，双方重回奥巴马时代的老路已经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拜登政府在强调双方竞争关系的，并不会和上届政府一样走较为极端非理性的道路。

　　而另一方面，就双方传闻中的大使人选来说，中美双方都清楚意识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如何能保证中美两国都能适应新的关系框架，在未来保持“良性的竞争”而避免走向新冷战的方向，将是两国领导层的重点。

　　来源加拿大与美国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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